改革开放第一个40年，我国可以说走过了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城市到中西部城市、从局部开放到全面开放的过程。以宁波为例，从沿海城市对外开放发展模式来看，基本共识是发挥区位优势，依托政策优惠、制度创新等改革红利，抓住制造业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产业转移趋势，以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推动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建设，所形成的基本经验可以概括为“开放条件>城市环境>区域个性”。

    但在改革开放的第二个40年，成都等内陆城市有望走出一条不同的开放发展路径，其开放发展将更多地依靠“开放条件+城市环境+区域个性”的综合实力。

    以成都为例，近年来，紧扣新时代“三步走”战略目标，坚持以“合唱”的思维搞开放，主动从“依靠自身资源条件搞开放”转变为“以新开放观服务全省跨越发展、服务西部大开发”，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高水平建设西部国际门户枢纽和内陆开放高地，全力打造面向西部服务全国的国家中心城市。与此同时，发挥开放包容的文化特性，提出打造面向欧洲的国际对外交往中心，在国际人文交流、城市品牌的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已经与东部一线城市并驾齐驱，甚至领先于很多沿海城市。成都的开放发展举措为宁波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提供了借鉴参考。

    比如，成都正加快建设面向西部服务全国的国家中心城市，以城市能级提升带动新一轮开放发展。宁波能否借鉴经验，建设一批中东欧特色平台、合作示范园区和合作中心，争取建设面向中东欧的国家中心城市。

    首先是打造与中东欧国家合作首选平台。放大16+1经贸合作示范区、中国—中东欧国家贸易便利化检验检疫试验区等特色开放平台优势，尽快将中国—中东欧国家投资贸易博览会升格为国家机制性大型涉外展会，推进中东欧（宁波）工业园、中捷（宁波）产业合作园等国际合作园区建设，探索“两国双园”“姊妹园”等园区合作新模式。

    其次是谋划建设中国—中东欧开放创新促进中心。学习借鉴成都“中国—欧洲中心”模式，选优专业机构联合多方主体，建设中国—中东欧开放创新促进中心，重点开展商务信息情报、论坛活动培训、国际资源链接、创新服务联盟、企业会员服务、国际产能合作等服务，打造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企业、机构等贸易、投资、交流、合作的综合型服务平台，成为16+1经贸合作示范区的核心平台。

    三是加快集聚资金、人才等高端资源。探索金融机构面向非居民及居民设立自由贸易账户，引进境外私募股权基金、并购基金及上下游产业链金融服务机构，支持设立跨境合作产业基金。建立与国际接轨的人才跨境流动制度，推广APEC商务旅行卡，推动中芬全面合作服务平台、中东欧高端人才智力服务军民融合平台等引才平台建设，吸引集聚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

    近年来，成都围绕“最适宜新经济发展的城市”的品牌定位，在新产业培育、创新创业生态营造、新平台建设等方面引领中西部，全面激发开放发展活力，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区域带动力的新经济体系。

    有鉴于此，宁波应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机遇，大力发展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四新”经济。一是构筑国际创新合作体系。按照“国外孵化+国内加速”一体化建设的思路，支持领军企业建设异地孵化器和海外研发中心，采取“孵化器公司+孵化基金+投资基金”“预孵化+带土移植”“离岸孵化+虚拟引进”等模式提升海外孵化器服务绩效，推动一批优质项目落户宁波。二是大力发展平台经济。发展数字内容制造平台、大数据服务平台、电子商务平台、互联网金融平台、互联网生态平台等平台经济，鼓励总部型服务业企业、智能装备制造企业建设垂直领域交易、服务平台。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设面向行业生产要素配置、生产制造管理、供应链管理、行业综合信息服务的服务平台。三是谋划建设数字贸易中心。加强与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公司合作，建立全球生产资料和生产性服务贸易网上B2B交易平台，打造全球重要的生产资料交易和配置中心。依托国家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创新跨境电商服务模式，支持企业建设国际配送平台、境外综合运营中心和跨境贸易数据中心，更好融入全球零售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