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人过年少不了包汤圆。（柯以 摄）

    陈峰             

    小时候总是吃不够汤圆。

    那时候，母亲差遣哥哥去粮站买糯米，哥哥接过洋粉袋，吆喝弟妹一起去。

    糯米浸泡在水里，一粒粒又白又胖，几天后，泡软了，过水沥燥。父亲领着我去附近农村的米厂磨粉，那里，机器声、说话声沸反盈天，小孩子们追逐打闹，每个人身上沾着粉，粉扑扑的。快要过年了，大人们也尽量宠着孩子，不复平时严苛。碾磨师傅高高地站在凳子上，衣裤沾满了白色浆液。他提起一篮篮沉甸甸的糯米倒进巨型铁皮漏斗中，随着机器的轰隆隆转动，漏斗里的糯米缓缓旋转下去。师傅一勺一勺地往里加水，雪白的糯米浆像小溪水一样从机器下面的出口流淌出来，瞬间盛满了一只只木桶、铅桶、塑料桶。人们提着一桶桶汤果粉回家，脚步轻松。我喜形于色，赶在父亲前面大声向母亲报喜。母亲涨红了脸，使劲把桶里的汤果粉浆倒在小缸里，又从缸里舀出几大勺粉浆倒进洋粉袋，用一根细绳扎好，吊在通风口。

    然后，母亲又忙乎起汤圆馅了。她用文火将黑芝麻炒熟，再用小捣臼把芝麻捣碎碾烂，接着把已掰成丝缕的猪板油和绵白糖一同放入使劲搅拌揉捏，直揉到芝麻、白糖、猪板油分不出彼此，就分捏成一个个馒头样的馅团团。

    这两天里，我一次次焦急地去摸那吊着的粉袋子。终于，粉袋子的燥湿程度够了，我大声对母亲嚷嚷：“燥了燥了，好搓汤圆了！”

    汤圆不是随时可搓的。好不容易等到冬至夜，母亲拿出一只红漆茶盘，茶盘上铺一块毛巾。她挽起袖子，系上围裙，教我们兄妹仨裹汤圆，看谁裹得又圆又快。母亲一边裹还一边告诉我们：乖乖过，吃过冬至夜的汤圆就要大一岁了。还没裹完，我便催父亲快快去灶洞生火。当一碗碗热气腾腾的汤圆端上来时，却不是想吃几个就能吃几个，母亲给我们每个人限定了只数，不可以贪吃，吃多不消化。煮熟了的汤圆看起来像晶莹剔透的白玉，母亲往每碗里放了一小勺绵白糖，又撒几粒糖桂花。咬开汤圆，白是白，黑是黑，香、糯、滑、甜。数量有限的汤圆很快就吃完了，兄妹仨一个个咂咂嘴，意犹未尽。然后我们就盼着正月初一早点到来。初一早上吃过汤圆后，又盼望元宵节，或是去亲戚家拜年，这样又有汤圆可解馋了。

    每年该磨多少汤果粉，母亲总是算得很精准。偶尔有富余的时候，就把缸里的汤果粉全部舀出来，用布袋抽干，把它掰成块状，晒干后收纳于塑料袋中，系得严丝合缝，决不能让它受潮发霉。等到夏天来临，拿出这些干粉，用水调和开，捏成圆片形状，往油锅里一塌，至微焦，母亲称之为“油塌黄”，油汪汪的，含着一点点酥脆，蘸一下黄糖，美味啊。有时候，母亲把调和开的汤果粉搓成细条形状，一节一节随摘下锅，要吃甜的，放糖；要吃咸的，放几片青菜，称“菜汤果”。母亲说，汤圆有馅，汤果无馅，很好区别的。

    年事稍长，读到南宋诗人姜夔的诗“元宵争看采莲船，宝马香车拾坠钿；风雨夜深人散尽，孤灯犹唤卖汤元（圆）”，才明白汤圆至少起源于宋代。历经漫漫岁月而能流传至今，难怪汤圆的滋味是那般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