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畅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加强读书学习，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增强“八个本领”，其中第一个本领就是“增强学习本领”。近读《人民日报》刊发的一篇文章提到：毛泽东同志1958年11月同陶鲁笳等人谈话时指出，读书的时候要善于当“评论员”，即对书中内容要有自己的看法，要有所评论，不是跟在书本后面亦步亦趋，而是从自己的知识背景和实践需要出发，对书本知识进行创造性的发挥，进而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领导干部读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当好读书“评论员”，其理由至少有二：一者读懂弄通的需要。读一本书，对读书者来说，最起码的要求就是必须把书读懂弄通。而把一本书读懂弄通的最佳方法，则莫过于当“评论员”。因为要当好“评论员”，你就必须逐字逐句、认真仔细而读，善于质疑、精于释疑而读，以至做到通晓于心、了然于胸。二者知识转化的需要。毫无疑问，读书仅仅停留于读懂弄通并不是我们的目的。否则，读之信之，难免让自己的思想领地、情感空间成为别人的跑马场，一旦什么都信什么都学，也很有可能误入歧途。而要将别人的知识和智慧转化为属于自我的知识和智慧，则必须当好“评论员”——抡起思想的大锤，将书中知识和智慧的“石头”，经过自己“捣碎”而转化为自己的营养、吸纳为自己的东西。

    成为一名好的读书“评论员”，关键取决于读书者知识视野的广度、人生经历的厚度以及创新思维的角度。

    强调知识视野的广度，这是因为知识都是积累性的，而且相互都是联通的。一个读书人只有做到勤读书、多读经典之书，才能逐渐为自己构建起初步的有一定的量和质作保障的知识架构。事实上，也只有随着属于自我的知识架构的不断扩张完善，才能为当好“评论员”提供基础和条件。换言之，有了知识架构作依据，读书人在“评论”时就能渐入“左右逢源、信手拈来以至而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佳境。就如毛泽东同志“读日本学者坂田昌一谈基本粒子还可以再往下分的《关于量子力学理论的解释问题》时，他就联系《庄子》里说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观点来理解，认为坂田昌一说的‘是对的’”。事实上，正是因为毛泽东同志博览群书、学富五车，因而他总是能够洞幽烛微而察人之未察，指点江山而发人之未发。

    当好读书的“评论员”，跟一个人的人生经历有很大的关联，且跟一个人的经历厚度成正比。一些文学书籍是按照“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原则创作而成的，也就是说，书中的事件、地点、人物等是可以溯源的，因而必然是客观真实的。其中，有些书籍，与其说，作者是在写一个故事，写一段历史，倒不如说，他就是在写自己，写自己的一段人生经历。哪怕其中的故事与其无关，但其中的某一个情节抑或某一个细节甚至某一个观点，则都会有他的影子。于是乎，对一个真正的读书者而言，定然会做读书的主人而驾驭书籍，换言之，读书者总是会跃上审美联想的良骥，通过调动起自己的知识背景和人生经验，去担纲“评论员”的职责——品味书中的故事，解读主人公的心路历程，激发强烈的感情共鸣。自然，读书者与书籍作者及其主人公的“人生交集”愈丰沛，则见解就愈丰厚，“评论”也就愈深刻。

    要成为一名出色的“评论员”，知识视野的广度、人生经历的厚度固然重要，但还必须把握创新思维的角度。“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其收获的成果当然也就不一样。如果一个读者能够领悟创新思维的真谛，善于用新眼光观察问题，从新视角提出问题，用新思路分析问题，用新方法解决问题，如此读书，则必然能够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毕竟，这些新眼光、新视角、新思路、新方法关乎理想，关乎责任，关乎力量。想起毛泽东同志当年读美国历史的书，“就让人到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去借，专门写条子说，不光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60年代，毛泽东同志多次讲，不读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书，就不能真正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毛泽东同志之所以这般比较着读书，其中自有着寻找新的更精准的角度来深入了解、深刻把握、深邃“评论”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