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全超插花作品（受访者供图）

    周燕波           

    前不久，“瑞雪嘉园·百梅迎春”插花艺术作品展在宁波植物园梅园举行，这是“艺花道”插花流派创始人、中国插花花艺大师郑全超与弟子、学员创作成果的一次惊艳亮相。通过交谈，记者了解了这位与花结缘27年的中年男子如何从一名模具工人、花店打工者，一步步成为中国插花花艺大师的不凡经历。

    ■模具工辞职开花店

    今年45岁的郑全超是鄞州人。

    1991年，郑全超职高机械专业毕业，到集士港镇一家五金配件厂当模具工。干了一年，因为与厂里一位主管意见不合，他辞职了。一开始，他想做服装生意，因为缺乏资金支持，只好去城隍庙边上的一家花店打工。当时的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与花的缘分因此而起，更想不到，他在店里认识的一位女孩，后来成了与他志同道合的妻子。

    “花店打工很辛苦，早上7点就得上班。”那时郑全超住在西郊望春的姐姐家，每天天蒙蒙亮就得起床，骑车四五十分钟赶到店里，一直要忙到晚上10点才下班。仅仅过了19天，他就决定不干了，不是因为吃不起苦，而是他嗅到了商机——他想自己开一家花店。

    开店需要资金。姐姐帮他筹到了5000元。他又向同学、朋友借，好不容易凑足1万元。不久，望春路上出现了一家花店。

    创业的辛苦自不必说，要命的是店面当时相对偏僻，人流量少，生意清淡。郑全超至今还记得他接到的一单大生意：凤凰购物中心举办开业庆典需要花篮。为了不耽误第二天上午的庆典活动，前一天晚上，郑全超独自踩着三轮车，把鲜花从望春运到位于江东的凤凰购物中心。“那个晚上我来来回回跑了七八趟，一直忙到下半夜，累得腰都快断了。”但想到能赚一笔钱，心里还是蛮开心的。

    此后，郑全超陆续在解放北路、鼓楼等闹市地段开过花店。也是时运不济，那时恰逢宁波开始大规模城市改造，花店的生意刚有点起色就遭遇拆迁的困境。就这样，他开一家，关一家，再开一家……直到开第四家花店时，才慢慢摸熟了生意门道。他开始到广东、福建、云南等地直接进货，不但零售，还做起了批发，生意渐渐红火起来。

    1995年，地处市中心的一家花店又面临拆迁，郑全超花20万元盘下了镇海一家规模较大的花店。两年后，花店员工增加到28人，他在城隍庙商场又开了一家分店。这期间他还在镇海骆驼开了个花木场，开始涉足盆景设计、销售。业务越来越忙，这时候已成为他女朋友的林艺也辞掉工作，帮他一起打理生意。

    上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鲜花需求量大增，顾客的要求也呈多元化。面对市场竞争的压力，郑全超在卖花的同时，开始钻研插花技术。其间，他和林艺开始参加宁波园林、劳动部门组织的一些插花技能比赛和交流活动。

    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十几家花店，发展到后来全城遍地开“花”，郑全超意识到宁波花卉行业的竞争已近白热化。1999年，那家开在镇海的花店也面临拆迁。郑全超关掉这家花店之后，开始谋划转型。

    2000年至2005年间，他把全部精力转移到插花艺术上，除了翻阅、钻研大量中外有关插花的书籍，他还和林艺赴上海、深圳、广州等地参加各类插花比赛、展览、交流等活动，不断吸取各地插花界同行的经验。

    那几年里，他们的插花技艺飞速提高，郑全超几乎拿遍了从省里到全国乃至国际的各类大奖：首届中国国际插花博览会一等奖、浙江-静冈中日插花交流展一等奖、首届中国长三角花木国际博览会金奖……他在中国插花界声名鹊起。

    ■赴日交流引发反思

    2004年，郑全超应邀去日本静冈参加中日插花艺术交流，其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那天，当中日插花师交流时，日本教授拿出一个“七宝”（用来固定插花的工具）问中国插花师：“这个工具你们中国有没有在使用？知道叫什么名称吗？”几位中国插花师面面相觑，一时不知如何作答，气氛有点尴尬。郑全超一看，“七宝”由两枚铜钱一样的金属片拼接而成，心想：日本的插花不就是从中国流传过去的吗？这种固定工具既然是中国铜钱形状，极有可能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于是他沉着回答：“这东西中国也有，只是我们现在不常用了，用得比较多的是‘剑山’（一种插花固定工具）。”日本教授听了点点头，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交流活动结束后，大家激动地拍着郑全超的肩膀说：“你回答得真好，否则我们在别人面前丢脸死了。”

    日本回来，郑全超陷入了沉思：“日本的插花明明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为什么我们现在跟人家的差距这么大？”他发现，那次出访日本的20多名中国插花师几乎全是三四十岁的青壮年男性，且大多像他一样从开花店出道，而跟他们交流的日本插花师基本上是中老年女性，没有一个是靠花店谋生的。

    “日本的花道与茶道一样，普及非常广，有90%左右的女性会插花，她们学插花就像中国女人学烧菜一样平常。”郑全超说，“人家插花是真正的为艺术而艺术，而我们还停留在谋生这个初级阶段。”

    2005年，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郑全超夫妇在市区彩虹南路上又开出了一家花店，店名“艺超”，取自他和妻子林艺的名字。这家店开出后，郑全超决定不再以卖花作为唯一目标，而是试图把它打造成为一个插花艺术的学习、培训基地。他们依托店里的客源，不定期地举办一些插花知识传授和技能培训活动。

    2013年，经过多年筹备，郑全超创办了宁波首家花艺培训学校——艺超花艺培训学校。学校开办之后，郑全超很快感到国内插花教材的短板。“现有的插花教材理念陈旧、技法落伍，有的太学究气，不实用。”为此，他决定自己动手编写一套“接地气”的插花教材。

    郑全超在编书过程中发现，花插及容器的单调、刻板也成了国内插花艺术发展一直裹足不前的原因。插花艺术讲究“一花二容（器）三几架”，除了花材外，插花所需的容器（花器）、摆放花器的几架甚至配件等也很重要，它们与各种花材的色彩、形状、特性、意象等有机统一，方能相得益彰，完美呈现出作品的艺术内涵。为此，郑全超又花力气设计、开发了上百种形态各异、富有江南水乡意韵的插花器皿及配件，有陶、瓷、木、竹、塑料等材质。花插、容器的创新极大地丰富了插花的表现形式，使得他的作品更上一层楼。

    ■开创插花新流派

    2017年，郑全超被评为“中国插花花艺大师”。但一个问题一直萦绕在他脑海中：书法、绘画、雕刻等艺术作品可以永远留在世上，供后人观赏、学习、借鉴，而插花大师的作品再好、再美，大多只是昙花一现。“对我们插花师来说，能够留下来供后人传承的只能是插花的手法、理念、流派。”

    郑全超说，日本有上千种插花流派，而中国插花流派不但数量稀少，且大多不成气候。日本插花主要讲究“形在先，意在后”，中国传统插花则强调“意在先，形在后”。郑全超对比、研究中日插花理论、实践及历史、现状之后认为，日本插花虽然外形美观、精致，但在“意境”营造上略有欠缺，而中国插花由于过分强调作品的“意境”，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插花师的技艺发挥，进而影响插花作品的外形美感。

    郑全超与林艺在总结前人理论、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插花艺术流派，并取名为“艺花道”。郑全超介绍，“艺花道”的艺术理念为“意在手先，形意并重”。也就是说，在动手前先要构思插花作品的主题、意境，动手创作时，要追求造型上的清、雅、灵、秀，以此来表达人和自然千丝万缕、千变万化的关系，力求达到形神兼备、天人合一的境界。为此，夫妇俩从中国古典诗词、书法、绘画、音乐等传统艺术中汲取营养，把典雅、空灵、幽深等意境融入一花一枝一叶中。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经过几年发展，作为“艺花道”的推广、传承基地，艺超花艺培训学校已成为中国插花花艺协会授权的全国23家“插花讲师培训基地”之一。几年下来，他们培养出近百名骨干学员及十几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业插花讲师。

    2016年至2018年，一套凝结着夫妇俩无限心血的插花教材陆续出版，全套书共分四册，以春、夏、秋、冬四季为主题，目前已问世的有《艺花道·春》《艺花道·夏》《艺花道·秋》三本，今年即将推出最后一本《艺花道·冬》。中国插花花艺协会原会长王莲英先生欣然为本套书籍作序。

    两年前，“艺超”学校还加盟宁波市“一人一艺”全民艺术普及社会联盟机构，成为传统插花全民艺术普及的实践基地。

    2017年和2018年，他们举办的两场与书法、古琴艺术相融合的插花艺术展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尤其是去年10月在117艺术中心举行的那场“一人一艺”秋风词——艺花道插花艺术作品展更是光彩夺目，轰动甬城。郑全超伉俪及弟子、学员精心创作的近百件展览作品千姿百态，各具神韵。每件插花作品题目对应一首古琴曲名，如《高山流水》《梅花三弄》《长相思》等，展览完美地呈现了插花与古琴水乳交融的艺术魅力。

    “创立流派并不是闭门造车可以实现的，我们还想把‘艺花道’展览搬到上海、广州、北京等全国一线大城市去。待时机成熟，还要去香港、台北乃至国外大城市展览、交流，让更多的人了解‘艺花道’，感受中国传统插花艺术的魅力。”郑全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