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晓雷           

    我们的文学对当下乡村处境的正面书写越来越少。在乡土叙事体量不断增长的背后，是作家对当下现实的敬而远之。大多数作家继续热衷表现他们熟悉的已成为历史的乡土问题，一旦涉及当下，不是轻描淡写，就是演绎某种空洞的观念。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要么是作家的经验局限，很多人的实际生活和情感已经脱离当下乡土；要么是作家面对复杂的情况已经无力再做艰苦的探索。在这种背景下，浦子创作的《桥墩不是桥》的确带给我们太多的惊喜。

    从故事层面看，《桥墩不是桥》写的是当下一个村庄造桥的曲折过程以及遇到的形形色色的矛盾。桃花庄因为被河所阻，人们出行极为不便，上级部门为了方便群众，准备在这里造一座桥。这本来是一个对大家都有利的好事，可大多数人围绕着一己之私不断制造纠葛，导致造桥的事一误再误。以造桥事件为契机，探索当下乡村治理的问题，可谓浦子这部小说的主旨。

    沉潜到当下乡土社会的内部矛盾中，形象地书写了一种承载着这个时代诸多发展后遗症的乡村现实状态，是《桥墩不是桥》让我们耳目一新的首个原因。在桃花庄里，人们出则做生意或打工，归则务农，大多数人在新的环境下重新获得了自己的定位。但浦子重点展现的是快速现代化过程中留下的另一种疮痍，即人心的崩坏。市场化、商业化潮流中个人利益的分化，必然导致各行其是、人心惟危的局面。试看书中采取各种手段阻挠造桥的人们，有的是担心造桥行为非自己主导会引起权力失落，有的是对村干部不放心怕他们从中渔利，有的是因为选址占用了自己的地想多要赔偿，有的则纯粹是意气之争，即便有薛家丽这样全心全意推动造桥事业的人，也无济于事。

    从凝聚人心的角度来寻找解决农村问题的突破口，是浦子在这部小说中提出的独到见解。作为一个认真关注乡土现状和动态的作家，浦子一直在非常严肃地思索乡村治理的出路问题。在《桥墩不是桥》中，他先是形象地描述了几种流行方案的失败。最后，镇里的联村干部推广“法治模式——《村务工作权力清单36条》”。身为律师的薛家丽是法治精神的信仰者，身体力行地传播推广这一模式，村里的人心逐渐得到凝聚和统一。县文化局下派到村里挂职并担任第一书记的单单说：“目前，最重要的是人心，懂不？一个单位，一个村，要搞好工作，必须得人心聚齐了。把手摊开和握紧成一个拳头，哪个力量大，你是懂的。”他一方面贯彻《村务工作权力清单36条》，另一方面从传统文化中寻找资源，在他的努力下，局面逐渐好转。桥墩要想连成桥，需要建立在“心通”的基础上，这便是“桥墩不是桥”这一书名的寓意所在。浦子坚信，以汲取古今精华的文化复兴凝聚人心，再在人心凝聚的基础上践行契约精神——《村务工作权力清单36条》，这是中国乡村治理不可阻挡的未来和方向。客观地看待乡村治理的现状，尊重生活本身的发展逻辑，恰是这部小说的深刻之处。

    《桥墩不是桥》中对当下乡村治理问题的书写，是“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人本传统与时代精神的高度汇聚。浦子客观地写出了民众种种性格缺陷的生成背景并予以理解，从而使其乡村书写更具有生活质感。他写这部小说无意追求一种象牙塔里的艺术，而是要参与当下的生活。

    《桥墩不是桥》在人物塑造方面的创新也相当成功，尤其是女主人公薛家丽。她在小说中是家乡造桥事业的忠实推动者，烈士家属的理想主义文化基因，成长在桃花庄形成的率真执着个性，外婆身上遗传下来的叛逆风范，律师身份派生的以法治村理想，结合在这一角色身上。薛家丽的人格特征很难用简单的词汇来概括，她属于我们这个欲望化时代的特殊寻梦者，具有丰富的内涵。

    读这部作品，我们不仅可以感知作者的忧与思、爱与梦、见与知，还可以感知这个时代乡村内在的脉动和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