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明确2019年为“基层减负年”。通知围绕为基层减负，从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思想教育、整治“文山会海”、改变督查检查考核过多过频过度留痕现象、完善问责制度和激励关怀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具体举措。

    整治“文山会海”还须再发力

    常思平 

    “文山会海”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中办文件专门“点名”，说明经过多年努力，这个顽症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笔者咨询了几位身处不同岗位的领导干部，得到的答复基本一致——文多、会多，仍是导致工作忙乱的“罪魁祸首”。有一个单位的负责人曾接到通知，要他在同一个时间点参加三个不同的会议，因而感慨，“要是有分身术就好了”。会议“撞车”，虽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却也印证了会多这个事实。

    去年，《人民日报》对“文山会海”现象作过批评，并举了一个例子：某镇的政法委副书记，全年开了280多场会，平均一个工作日超过一个会。镇里到县城有两小时的车程，来回路上就得半天，再加上开会半天，一天开一个会，基本上就没时间干别的工作了。乡镇一级如此，其他层级的领导干部呢？要参加的会恐怕也不少。精简文件这一块，应该说比过去要好多了，电子文档的传递和应用，也减少了纸质材料的浪费，但仍有进一步压缩的空间。

    客观地讲，开会与发文都是部署、落实和推动工作的重要手段，之所以“成山成海”，是因为超过了应有的界限，由此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有的时候，单纯从一个层级、一个领域、一个部门来看，他们所组织的会议、下发的文件并不算太多，但多层级、多领域、多部门累积起来，到了基层，就变成了令人望而生畏的“山”与“海”。特别是有的会议层层开，讲的是一回事，有的文件层层发，“换汤不换药”，在信息传播手段多样化的今天，必要性、实效性已经大打折扣。

    “文山会海”看起来是一种典型的“机关病”，实际上很多在机关工作的同志也是“受害者”。办一个会、发一个文，看似简单，实则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现在很多文件、讲话稿，洋洋洒洒万言，写得对仗工整、文字精美，那可是“笔杆子”们加班加点“熬”出来的。用《红楼梦》里的话说，“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文山会海”泛滥，凭空增添忙乱，结果无非是给官僚主义开了道，让形式主义有了依附的载体。

    看到了“文山会海”之弊，自然要拿出实实在在的应对举措。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今年国务院及其部门要带头大幅精简会议、坚决把文件压减三分之一以上”，就是一种量化的、带有刚性的要求。有的省市也在这方面定“规矩”。比如，有些地方规定，除了重大、紧急事项，周三一般不允许安排会议，周四原则上也不召开全省（全市）性的会议，为的就是给各地各部门留出时间干工作、抓落实。要想拧紧会议的“水龙头”，管住文件的“复印机”，没有一点动真格的办法显然是不行的。

    “老大难、老大难，‘老大’出面就不难。”现在很多工作强调“一把手”负责制，如党风廉政建设、生态环境治理，等等。削减“文山会海”，也要抓“关键少数”。只要各地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重视这个问题了，给下面定出了“规矩”，并身体力行、以身示范，一以贯之、持之以恒，就会让更多的人成为作风转变的受益者。这当中，自然也包括领导干部本身。

    此外，从这些年的经验看，整治“文山会海”，也要有一些“釜底抽薪”的办法。比如，随着新一轮机构改革的实施，政府部门减少了，原来分散的职能归并了，有些会议就没有必要多头开了，有些文件也无须多头发了。而且，按照“一件事一个部门负责”的原则，原来容易互相扯皮、需要上级反复开会来协调的事情，在一个部门内就“消化”了。这样一来，会议、文件也就少了。

    关于“文山会海”，习近平同志有一次讲话时，曾引用一副对联，上联是“你开会我开会大家都开会”，下联是“你发文我发文大家都发文”，横批是“谁来落实”。这副对联，是对“文山会海”的深刻讽刺。的确，会议精神和文件再好，如果落而不实，仍会劳而无功。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只有痛下决心，坚决砍掉那些不必要的会议和文件，才能从“文山会海”中解脱出来，才能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抓落实中去。

    要给基层点差评的权利

    盛 翔 

    所谓“文山会海”，早已妇孺皆知。新华社曾报道，沿海某省某厅局负责人让人统计全年开会数量，结果令人震惊：1068个！一年1068个会议，平均每天两三个，厅长忙不过来副厅长顶，处长不够用副处长顶，搞得连会议召集者都受不了。

    督查检查、迎来送往，亦是如此。各条战线、各项工作动辄要迎检，有时候一天要接待五六拨。每次检查，都要按照规定程序准备资料，特别是那些示范点，为了应付检查，工作不得不“全程留痕”，专门招聘人员从事资料收集、归纳工作。

    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填表，不是在应付检查，就是在学习文件，而且要求越来越高，内容越来越精细化，搞得很多基层干部身心俱疲苦不堪言。上级部门交办的类似事务过多，基层干部许多精力花在这些事情上，服务群众的时间精力自然就有限。以至于有些地方，把“精准扶贫”变成了“精准填表”。

    文山会海、迎评迎检、陪会参会，不仅挤占了基层干部干实事的精力，同时还加重了基层单位的经济负担。很多空泛的会议，与会者腻烦了可以权当休息，不菲的会议支出却一分不能少，这些钱原本可以用来做更多实事。类似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层层加码，严重影响了基层工作效率和政府形象，确实到了非整改不可的时候。

    明确2019年为“基层减负年”，既是对“八项规定”和反“四风”的有效延伸和具体落实，又是有针对性地对顽固现实问题进行重点解决，旨在更好地为基层干部松绑减负，激励广大干部担当作为。这不仅会让基层干部直接受益，对于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部门服务效率也大有裨益。

    “基层减负年”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应该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数据能上网的就上网，不用基层反复填表；少开会少发文，开短会发短文，能开视频会议的就开视频会议，能不发文件的就一律不发；督查检查考核应是综合性的，多部门联合组团下去，防止重复扎堆、兴师动众，影响基层正常工作。

    落实“基层减负年”贵在“实”，要具体量化落到“点”上。通知强调“从中央层面做起”，列出了很多量化指标，比如发给县级以下的文件、召开的会议减少30%至50%；印发的政策性文件原则上不超过10页；原则上每年搞1次综合性督查检查考核……地方落实“基层减负年”也应如此。规定越具体，目标越量化，才不至于表面减负松绑，实则层层加码。

    “基层减负年”成效如何，有必要纳入地方官员政绩考核，同时强化舆论监督和公众监督。基层干部能不能减负，最后往往取决于地方官员落实，要不然就会“口号喊得震天响，行动起来轻飘飘”。“基层减负年”要让干部群众切实看到改变，就不妨给基层干部、社会公众、公共舆论点差评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