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静           

    那年我十九岁，从奉化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宁海的城西小学。校长姓周，是我小学时的数学老师，因为他资格老，我们都叫他老校长。老校长其实不老，那时才五十几岁，国字脸，粗眉毛，架一副厚厚的眼镜，常穿夹克衫，每次拉链都端端正正地拉到衬衫第二粒纽扣处，一米七几的身板笔挺的，显得精神又儒雅。我们年轻老师都喜欢他，但也恼他，因为，放学后他总把学校唯一的一台电话座机锁住，不让我们对外打电话。

    城西小学是个小学校，大门朝南，进了大门是操场。学校只有两排房子，一排平房，一排教学楼。两楼之间有个小天井，天井里有两个小花坛，里边种了月季，花开的时候很漂亮。老师们的办公室就在平房里，一共两个，隔一堵墙。那时校长也没有独立的办公室，和老师们一起坐在大办公室里。他的位置靠窗，在他身后的墙壁上凿通一个四四方方的洞，从洞里可以看见两边办公室的情景。在洞的两边各安一扇小木门，一扇装着插销，一扇挂了锁，钥匙别在老校长的裤腰带上。校长每天早上用钥匙打开那扇门，然后拔掉插销，再把这扇门向外推开。

    电话机就放在这个墙洞里，那是一台白色的电话机，有九宫格似的数字拨号盘，铃声清脆。每次电话铃响起来的时候，我就在心里默默数数，“一，二，三。”只要响三下没人接，我立马就从椅子上跳起来去抓话筒。其实找我的电话很少，可我总觉得每次铃响，都会有一个莽撞的少年在那头急着向我表白。虽然我总是失望，但这丝毫不能减弱我对接电话的喜欢。我会对着话筒，有礼貌地说：“喂，请问你找谁”“请稍等，我帮你去叫……”

    每天放学之后，看到老校长推着他那辆擦得锃亮的自行车消失在校门口，我就心花怒放——偌大安静的校园就剩我们这几个住校的年轻老师了。我们可以在晚饭后约着去办公室煲电话粥，打给心中的他。可是老校长记性真好，他回家之前总不忘拉上小门，插上插销，锁上小锁，挂走钥匙，真正气煞人。但这难不倒我，没有钥匙，就对另一扇门的插销下手。我找到一根铁丝，折一个小弯角，从门缝里塞进去，摸索到插销，再转动角度向上一提，门就这样被我打开了。接下来的漫漫长夜里，我和我的伙伴一个打电话，一个放哨，想打给谁就打给谁，想聊多久就聊多久。聊过瘾了再按老样子摆好电话机，听着插销入扣的声音，心满意足地离去。

    本以为这件事我们做得天衣无缝，神不知鬼不觉的，直到有一天我听到隔壁办公室里财务和老校长就电话费问题在嘀咕，这才知道事情败露了，吓得几天都没敢正眼看他。不过这一切终究还是没逃过他的追查。一天，他见着我的时候，皱眉，瞪眼，嘴巴一瘪，挤出三个字：“讨债鬼。”我赶紧舌头一吐，头一低，溜之大吉。幸好他是我的老师，他还像以前一样护着我，没出我的洋相。

    再后来老校长换了个黄色的圆盘拨号话机，圆盘上有一个个数字孔，每次拨号的时候要把食指插进孔里，带动圆盘向右旋到底，待圆盘复归到原位再旋下一个数字。很纳闷校长好端端的为何换话机，后来发现他不但锁了小门，还把圆盘数字孔也给锁了。这下，我明白了，这是校长在跟我们“智斗”呢。我们几个为此很是苦闷了一阵子，坐在办公室听着约定的铃声一声接着一声响起，真是百爪挠心。

    可我很快又找到了可以敲击话筒搁架进行拨号的“窍门”，5就敲五下，6就敲六下，要敲得匀速快速，数字间要有短短的间隔，但又不能间断。这是门技术活，一开始总是失败，不是心慌意乱记错了号码，就是手忙脚乱断了电波。为了更准确地把号码拨出去，我这食指就没闲下来过，白天敲桌子，晚上敲话机，终于练就一身过硬本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每次成功拨通电话之后，我就非常得意——要是在战争年代，我肯定就是一道永不消逝的电波啊。

    我在城西小学待了两年之后调离了。一开始，我也常回去看看，看看那些美丽的花儿，看看老校长，他仍会笑着叫我“讨债鬼”。再后来，城西小学扩建了，老校长退休了，手机电话也不再是稀罕物了……人总是很健忘，很多年前遭遇的人和事物大都会忘记，但有些总是忘不了，岁月越久越是记忆犹新，比如，那两台藏着我们青春故事的老式电话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