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立平

    4月9日，省长袁家军专题调研高考综合改革工作。他专门就学生选择权问题提出：要注重“做减法”，既要赋予学生必要的选择权，又要坚持简便易行，让学生减轻负担、教师减轻压力，让家长缓解焦虑、学校便于管理（4月10日《浙江日报》）。这席话很有针对性和指导意义。

    工作和生活中，人们总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对参与选择的个体而言，既可因选择自由获得收益，又要付出时间、经济、心理等成本；对社会而言，既会因选择多样性带来社会收益，又会因选择的复杂性而付出社会成本。可见，只有当选项数量适度时，选择行为的“性价比”才最高。

    教育中为学生提供适当的选项，能满足学生个性发展需求，培养其选择决策能力和捕捉机会的意识，确立其责任感，对其终身发展是有益的。但学生行使选择权，并不像点菜或点播娱乐节目那样轻松。因为学生选择了学习方向后，还需从事艰辛的学习，最终的成绩也有不可预测性。又由于学生学习的周期长、选择之得失更关乎切身利益，使得学生行使选择权时比较纠结。因此，赋予学生选择权时，要讲究适度。

    高中教育属于基础教育，基础教育的确要强调个性发展，但也不能不强调全面发展。因此，在选择项目的提供上，不能过分强调满足差异性学习需求，而忽视一些基础性、共性的学习需求。过度强调满足差异性学习需求，不利于构建人才成长立交桥，也不利于畅通社会流动通道，进而妨碍社会公平的实现。

    学生拥有选择权，有了更多“抬头看路”的机会，但过量的选择项会耽误“低头拉车”，还可能养成“短促突击”、快学快考快遗忘等不良习惯，进而使得基础教育质量难以保障。其实，在解决学生成长方向的无限可能性与相对有限性的矛盾时，应有更多教育智慧，如培养学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本领；如给学生创造宽松的学习成长环境，让学生享受不需“签字画押”的小微选择权等。

    推进高考改革时，在赋予学生选择权上，不能单纯以选项多寡论优劣，不能为选择而选择搞选项数量攀比。统筹选择项目时，既要照顾学生的选择权，又要照顾教师的选择权；不能扩充了学生某一方面的选择权，而无意识地“剥夺”了其另一方面的选择权；不能热衷于高中教育的选择性，而忽视高考的选拔性。

    因此，在赋予学生选择权上，要体现人文关怀和育人情怀。要多问选择方案能让学生过得更好吗？能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和幸福感吗？能增强教师的成就感吗？能让家长缓解焦虑吗？能使教育变得更有质量、更公平吗？

    我们在试着驱赶“一考定终身”的时候，切不可让“一选定高考”溜进来。在深化高考综合改革试点时，笔者认为在赋予学生高考科目选择权方面，应调整选择权结构，控量提质：去价值不大的选项；去射幸行为（指以他人的损失而获偶然利益的行为）；去焦虑；降低选择的不可变通性，给学生“试选”机会和更多的回旋余地；补上有序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