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人执笔的方法 明朝人的双钩执笔法

康有为的书法得到了魏碑的精髓

    顾玮 吴央央         

    说到中国书法的体系，不得不提清代学者阮元，他第一次将书法明确分为两大流派：南派的帖学和北派的碑学。帖学是以王羲之、王献之的墨迹为取法对象，以纸书写的书法流派，其特点是妍媚、飘逸、潇洒。碑学是以碑石书写的书法流派，其特点是古拙、粗犷、浑厚、刚劲。

    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艺术与考古中心薛龙春教授从“阮元的一封信”这个很小的切口入手，分析了“帖碑之别”。

    帖派书法绵延千年

    魏晋南北朝至唐代，今天人们所熟悉的中国书法经典已经确立，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颜真卿、柳公权等人的作品，成为后世学习书法的范本。及至北宋《淳化阁帖》问世，除了引来大量翻刻外，更带动了绵延千年的刻帖和仿帖风气，形成了后世所谓的“帖学”。

    古人学习书法不像今人拿一本墨迹本临摹，而是借助黑底白字的帖来学习。那么古人采用什么样的书写方式呢？薛龙春教授介绍，历代有比较多的猜测，元赵孟坚在《论书法》中称：“书字当立间架墙壁，则不骫骳……右军《乐毅》《画赞》《兰亭》最真，一一有墙壁者，右军一搨直下是也。”国内书法史专家、中央美院刘涛先生对“一搨直下”曾经作过解释，认为这个“搨”和“拓”在拓碑、印压上的意义是一样的，也就是发挥折笔和侧锋作用，用笔明快、写法简练。

    而在薛龙春教授看来，二王的书写方式跟结构有关。他以王羲之的《二谢帖》为例指出，“谢”字有折的地方，所有的勾画形成一个锐角的形状，两个点交接处，类似家具中的榫卯结构。“这种用笔方法，使得整个字体结构具有严密性。每一个字，无论写得如何轻松、灵动，结构却是非常坚实的，所以赵孟坚说像墙壁一样。”

    古人如何执笔？可以看两张图。一张是由留学僧空海和尚传到日本的，代表了当时唐朝人执笔的方法。另一张是清朝人画的，代表了明朝人双钩执笔的方法。这两张图上的执笔姿势是有明显区别的，一个是横着抓，一个是垂直握。这种差异的形成与写字姿势有关，早期古人是跪坐在地上的，到了宋代以后，桌椅逐渐普及，书法才得以在案上完成，这时候就呈现垂直握笔的状态。薛龙春教授说：“这带来了用笔方法的变化。为什么？因为当你在案上垂直握笔的时候，上下运动并不方便，更方便的是左右运动，通过力量的变化来体现笔画的粗细，因此，如今人们熟悉的毛笔提按动作是宋代以后才有的。”

    以二王墨迹为取法对象的帖派，在不断揣摩中慢慢形成了一套稳定的书写方法，他们追求一种比较精致的书写趣味，使用的工具、材料等，跟王羲之时代比较接近。譬如他们推崇的纸张有“金粟山藏经纸”和“高丽笺”等，这些纸光洁平滑，每一笔都体现得清清楚楚。毛笔也跟现在的不同，那时的毛笔有三层，中间有一个笔芯，采用的是较硬的材料如兔毫、狼毫、鹿毫。然后用纸在外面缠一圈，再在外面披一层狼毫。日本正仓院藏有一支唐代天平笔，外面附毫的部分烂掉了，但依然能看到中间笔柱和笔芯的部分。

    从魏晋南北朝到明代，帖派的代表人物除二王外，还有唐代的颜柳、宋代的苏黄米蔡、元代的赵孟頫、明代的董其昌和文征明等。

    碑派书法异军突起

    碑学的发生，以对汉碑的提倡为肇始。早在明万历年间，陕西出土了《曹全碑》，这是典型的汉代碑刻，很多人开始学习曹全碑上的书法。

    明末清初的书法家傅山因为收藏碑刻、临摹碑刻，所以对碑刻有着独特的认知。从书法发展史的角度看，他认为楷书是从篆隶演化而来的，“楷书不自篆隶来，即奴态不足观”；他还对汉隶进行了审美分析，认为汉隶就像在乡野看到的老人，初看衣衫褴褛，不修边幅。但仔细一看，还是挺有味道的。如果再跟他聊聊天，纯朴自然，会让人心生欢喜。

    晚明另一个书家王铎收藏有《礼器碑》《乙瑛碑》等拓本。他在《尹宙碑》题跋里用八个字来评价汉隶碑刻：“淳朴遒逸，篆法黎然。”可见他和傅山的看法是一致的，认为从这些碑刻中可以看到篆书到隶书的发展过程。同时，他批评了唐代以后的隶书，说它们只是写得肥。明末清初之际，人们已经对汉隶和三国、唐代的隶书有了截然不同的看法。

    清代金石研究大盛，人们有了新的取法途径，就是取法唐代以前非名家的书法，碑派书法由此兴盛。薛龙春教授指出，非名家并不是真的没有名，只是青铜器上的铭文、碑刻上的碑文，都不署名，后人无法得知是谁写的。他说：“人们的审美趣味有了变化，更欣赏厚重、迟涩的艺术风格。书法工具也有了变化，笔用的是羊毫，纸用的是生宣。生宣和羊毫的配合，促使人们在书法技巧上更倾向运用中锋。顿挫、提按的力量跟早期帖学中所体现的力量是完全不同的。”

    整个清代的碑学是一步一步往前推进的，这种推进跟清初的访碑活动有很大关系。访碑潮流中最重要的人物是江苏昆山的顾炎武，他是清代学术的开山之祖。在北方的20年间，顾炎武周游各处，寻访碑刻，只要找到一篇可以读的文字，必手自抄录，最后形成了一部《金石文字记》。当然他寻求金石的目的着重于文献功能，但在此过程中，也慢慢发现了书法上的门道。顾炎武在《后魏中岳庙碑》中说，“字体近拙而多古意”。他概括的“古和拙”，揭示了整个清代碑派最重要的特征。

    朱彝尊见过更多的汉碑拓本，他把汉碑按照风格分成了几个类型，一是方正的，一是流丽的，一是奇古的。如果综合三者之长，他推出了自己认为最好的碑刻是《西岳华山庙碑》，称其为“汉隶第一帖”。

    到了清乾隆年间，安徽歙县有一个布衣邓石如，客居金陵梅镠家八年，“尽摹所藏秦汉以来金石善本”。

    清道光年间，何绍基觅得《张黑女墓志》原石原拓本，它是魏墓志代表作。此后，学习北魏碑刻似乎成为新的传统。

    康有为是清代碑学最重要的理论推手，也是碑学实践中非常重要的书家。康有为写了一本书，说唐代的名家碑刻不值得学，最值得学的是北魏碑刻，南朝的碑刻也不错。康有为自身的书法无疑得到了北魏著名摩崖石刻《石门铭》的精髓。

    阮元的“理论先行”价值

    阮元在清代的碑学发展中起了什么作用？他的两本著作——《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一直被认为是碑学理论的发端之作。有了阮元的“理论先行”，才有了后来何绍基、赵之谦等人对碑学的进一步认识。

    阮元在书中阐述了四个方面的看法：第一，楷书、行草书在东晋南北朝时期分为南北两派，南北两派的差别在于篆隶遗法的有无；第二，南派初唐传人为虞世南，北派则是欧阳询、褚遂良。欧、褚奉敕所临《兰亭》，皆从北派出。自赵宋《阁帖》盛行，北派愈微；第三，从风格上看，南派书风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北派则是中原古法，长于碑榜；第四，寄望颖敏之士究心北派，守欧、褚旧规，寻魏、齐坠业。

    阮元的“二论”抛出来以后，社会反响到底如何？薛龙春教授说：“前年，上海图书馆整理了一批清代名家信札，其中有阮元写给学生陈文述的14封信，引起了我的兴趣。在考证过程中，我注意到第7封信跟书法关系密切。阮元在信中谈论了他写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在书坛的反应以及他撰写这两本书的意义。”

    阮元对陈文述有知遇之恩，二人关系很好，书信往来频繁。阮元在这封信上写道：“外附去拙论二篇，其论书法颇自矜，以为非今人所及知。在京时桂香东持示诒晋斋，诒晋斋为之摇首，然自从一见此论，即不写欧字，骤变而写虞，良由不肯破除晋派，亦自知欧非王出，尚不以此论为全谬耳。”

    诒晋斋就是成亲王永瑆，他的书法在当时极为有名。成亲王对于阮元“二论”的态度耐人寻味。信中阮元认为，成亲王之所以摇头，是因为不肯破除晋派，坚持二王纯正血脉。而弃欧从虞，则表明他内心其实也认同阮元书分南北二派之说，且相信欧从北派出，非从王出，而虞才是二王传灯，故必须改弦更张。

    虽说阮元因少见南碑，从而错误地将“碑帖之别”说成“南北之别”，但他注意到碑板与翰札不同的功用与趣味，无疑启发了后来的康有为等碑派书家。不管怎样，阮元开启了近代书论新的纪元。

    （讲演内容来自天一阁书院·国学堂，有删节）

    主讲人名片

    薛龙春，2004年获南京艺术学院文学博士，2006年至2010年为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先后两次在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当访问学者，2015年到台北故宫当访问学者；现为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艺术与考古中心教授，主要研究16世纪至17世纪中国书法篆刻史、尺牍文献；著有《张怀瓘书学著作考论》《郑簠研究》《王宠年谱》《雅宜山色：王宠的人生与书法》《元明书法谈丛》等。

    （天一阁博物馆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