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 英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城市化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影响着绝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城市居民。这些影响是全方位的，城市空间带来文明、理性和秩序的同时，也带来了生存的焦虑、内心的震荡。城市诗歌就是这一系列影响在文学创作领域的体现。阅读和剖析这些诗歌，能窥探城市的精神，并深切感受到城市空间中一个个鲜活的灵魂和城市居民独有的脉动。“湿人俱乐部”已是“宁波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原创诗歌微信平台”，推送的一大批城市诗歌在赞美宁波的同时，亦揭示了诗人们对城市的复杂情感，并体现了诗歌对城市空间予以部分重构的可能性。

    首先，这些城市诗歌揭示了诗人们作为城市居民的生存焦虑，以及由此产生的对“远方”的向往，或者，就像法国哲学家德勒兹所说，是对城市空间的“逃逸”。如程文的《北纬三十度》写出了现代城市带来的压抑和怅惘：“生活在北纬三十度/就不要问为什么/冰冷的雨/从灰蒙蒙的天空落下/……/在灰色的城市上空/甚至看不到灰色的鸽群在盘旋/不要问/有哪些风景已经消失/化作内心莫名的伤感。”北纬三十度是地球上最宜居也是城市特别密集的区域，但作者感受到的却是灰色和冰冷，是风景的消失和“人们在北纬三十度漂泊/在灰色的浪潮中上下颠簸”。感官的不快指向的是城市生活的焦虑感，是对空气污染、快节奏生活、人与人之间疏离的厌倦和批评。楚风在《讲和》中同样描写了城市带给个体的逼仄感：“夜色将城市一点点黑屏/鱼贯而行的车灯眨着怪异的眼睛/刹车与油门的本能交替/我如晕船一般止不住的恶心。”燕燕飞的《碎墓碑》则将笔触指向城市化对记忆和文化的改变：“……沉寂的工地……我记得/这里的村庄/那边/曾有水井……感慨而已/总得有什么/为其他的什么/腾出空间/比如/这块墓碑/已碎在今天/无人过问/它的昨天/明天/机械又会将它/倒腾到地下/上面矗立着/华丽的喷泉。”拆迁是城市发展不可避免的部分，也是绘制城市蓝图的必要步骤，但对于曾经居住在那里的人们而言，则意味着失去了记忆和情感所依托的重要物质空间。

    城市空间固然带来焦虑和忧伤，但诗人是天生的游牧者和流浪者，必然将目光投向远方。因此，城市诗人用大量笔墨书写故乡、田园和乡村，甚至营造出想象的宁静与空灵，以对抗城市的喧嚣、冷漠和商业化。正因为此，“湿人俱乐部”联合有关单位特别推出了“诗歌颂甬城”和“乡愁归处”征稿活动，诗集《诗话宁波》也已出版发行。

    “诗话宁波朗诵会”“乡愁归处·春日朗诵会”引起社会热烈反响。有些诗直接描写记忆或想象中的故乡，如黄志强的《乡春》《归来》《又回故乡》等，满怀深情地书写了故乡的田野、牛绳、竹林、鸟鸣、灶膛、蒸笼、炊烟、慈母般的肉香、村口的古樟……又如，周密在《故乡，鸟鸣》中写道：“想起/老家屋后的斑鸠曾鸣叫/咕——咕咕……家乡的男女老少/大概会/戴个斗笠/挽起裤腿/躬身，倒行/播插着——/在漠漠的田野上，开成绚烂……”有些诗借城市附近的山野湖泊抒发胸怀，如对四明山、五龙潭、石浦、滕头、走马塘等景区的描写。有些诗则直接描写城市中的自然景观，如周明祥的《月湖晨曲》，楚风、赵映瑾、焦孟云等人笔下的日湖公园，周惠定、郭黎祥、孙云仓等人眼里的东钱湖。这些诗反映的是诗人们心中的田园和乌托邦。诗人身处城市，眼望乡村，说到底，是对精神家园的追寻，是一种深刻的存在主义意义上的空间焦虑。在城市化进程中，若田园不可得，不妨以诗歌重构之。

    诗人以诗歌重构他们所感知的空间，除了向往的田园风光外，还描写了城市特有的景观。如杨文君、湿人甲等人对宁波的桥的歌咏，谢光领、周明祥、苑鲁明等人对甬江的书写，盛醉墨、柯本华等人对老外滩的描写，黄岚、傅中兴等人对天一阁的描绘，还有张剑英的《和义大道》和李龙江的《东鼓道》。然而，他们对城市地标的描写并非写实而是写意的：奢侈品汇聚的和义大道被描绘成“远近琼楼灿，高低光影摇”；东鼓道变成了“色彩斑斓的底下/时光仿佛在走廊中流动”。而湿人甲的《老街》，看似描写了南塘老街的商业繁荣和地方特色，却以老城门、马头墙、南塘河、甬水桥等意象赋予老街历史的厚重，更以“孤雁”“当年”“伊人”等营造出时空的久远，也是情绪和意境的遥远。写的是城市，抒发的却是田园的情怀和逃逸的冲动，诗人们用想象对现实进行了重构。

    这些诗歌本身，又以文字符号的形式，生产出列斐伏尔所说的“构想的空间”，并成为城市精神空间和文化空间的一部分。具有辩证意味的是，诗人们对乡村的城市化追忆和想象性重构，以及对城市的田园式书写，实际上已不断参与城市空间的建构与改变中，融入无法阻挡的城市化进程中。

    （作者系宁波大学教授、文艺学博士、硕导。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文学空间批评研究”、宁波市哲社课题“空间理论观照下的城市诗歌研究与创作”的阶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