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穗生

夏穗生夫妇在余姚博物馆前留影

夏穗生（右二）回到出生地

夏穗生（右二）与韩夏村村民叙乡情

邵九华获赠的夏穗生医学论文集、散文集和诗集

    方其军/文

    4月16日，一位95岁的余姚人夏穗生离世了。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均对他作了人物通讯报道，以表达缅怀之情。这令不少余姚人吃惊，这位同乡前辈，到底是怎样的人物？

    其实，在当今中国外科学界，乃至熟知中国人体器官移植的世界移植学界，他可谓大名鼎鼎。他的头衔之多，可以开一个长长的清单：首批博士研究生导师、首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肝移植协作组组长、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顾问、国际外科学会中国部委员、《移植·中文版》荣誉主编……

    夏穗生，1949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留校工作，开启长达七十年的普外科医学钻研与实践的“长跑”。其中，器官移植学科更是他全身心投入的事业。

    七十年，与共和国同成长。他的从医之路，跟随着共和国的发展与强盛。他曾动情地表示：“我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唯愿不负国家培养。”

    承袭科教救国家风 立志拿稳外科“一把刀”

    最初听说夏穗生，是由于余姚黄家埠籍的文化工作者邵九华介绍。他说，1924年4月17日，夏穗生出生于余姚县兰塘乡韩夏村（今余姚市黄家埠镇韩夏村）一户殷实家庭。祖父夏选卿经营一家米行，在居宅自办一所小学，取名“启才”，吸纳本村子弟入学。夏选卿主张科教救国思想，崇尚科学家风。

    邵九华说，夏穗生的父亲夏汝农毕业于上海一所商学院，精通英语，后考入上海铁路局。大叔夏震寰清华大学毕业后公费留学于英、美，攻读水力学，获博士学位，1947年回国，任清华大学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水利学家。小叔夏汝钧从西南联大毕业后任玉门油矿工程师，20世纪60年代任大庆油田副总工程师，80年代调到北京，任中石油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我没见过夏穗生，但见过他的父亲夏汝农。汝农先生20世纪60年代回乡养老，住过较长时间。他将自家的屋舍让出来，给村里当小学校舍，自己却租住在较小的屋子里。夫人病逝后，他就回上海去了。”前几天，笔者采访曾在黄家埠镇韩夏村小学担任校长的夏昌文，他回忆说：“我在夏汝农先生让出的屋舍读过两年小学，后来，当上老师又回到这所小学教书，度过了四十年时光。尽管他家的屋舍在20世纪80年代初改造了，但原来房屋的规模、构造、风貌等，我还清晰地记得。若有擅长绘画的人，我可以详细描述，请他画出来。”

    邵九华说，2014年他曾拜访应邀到杭州参加学术会议的夏穗生，此前他们已有数年电话联系。“乍一见面，夏先生握着我的手不放，乡情殷殷。夏先生在家乡读完小学，12岁时考入上虞春晖中学。半年后，全家迁居上海，他就读沪江大学附属中学。2011年，夏老回过家乡，还在余姚博物馆前拍照留念。”

    笔者通过邵九华先生采访到夏穗生的妻子石秀湄。石秀湄说：“1949年，夏穗生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因成绩优秀而留校工作，我支持他选择外科作为终身职业。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决心成为最优秀的外科医生，报效国家，服务群众。”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上海医务界成立上海市医务工作者抗美援朝委员会，组织志愿医疗手术队支援前线，夏穗生报名参加了。

    1951年8月，夏穗生圆满完成任务返回上海。这时，他已经娴熟地掌握直肠、肛门等手术技术，在我国首创为急性肠梗阻病人实施一次性肠切除吻合术，很快成为医院的“一把刀”。每场手术后，夏穗生不急着下班休息，而是待在病房等病人醒来，还要叮嘱值班的医生和护士注意可能发生的情况及处理措施。邵九华说，夏先生总对学生说这么一句话：只有病人出院了，才可以说手术成功了。

    “下午手术，晚上又接着手术，老夏很少有完整的休息日子。”石秀湄说，“那时家里没电话，值班医生遇到重危急症病人就派人上门请他。夜深人静，工友在楼下高喊：‘夏医生！夏医生！’格外响亮，整座楼的人都被叫醒了。他听到后，二话不说披上衣服直奔急诊室。往往到第二天早晨，孩子们吃完早饭去上学了，才见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

    传承救死扶伤医风 突发异想尝试肝移植

    1980年9月，经卫生部批准，我国首个专业从事器官移植的研究机构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建立了，首任所长由夏穗生的老师、著名外科学家裘法祖教授兼任，夏穗生任副所长。“此前，他已为中国的器官移植研究探索了十五年。”邵九华说。

    早在1957年，夏穗生因实施中国第一例肝切除手术而崭露头角。那年，他33岁。石秀湄说：“有些患者肝脏已被肿瘤侵占，部分切除无法挽救其生命，于是，他试图实施器官移植。”这，在当时可以说是“异想天开”。夏穗生在书上看到过19世纪欧洲科学家的实验——将一条狗的肾移植到它的颈部，将一条狗的肝脏切下来移植到另一条狗体内。他学着做了。当时实验失败了，但是，他由此迈出了中国器官移植的第一步。

    “1965年9月，经夏穗生和裘法祖争取，中国第一家腹部外科研究室应运而生，中国的器官移植研究正式起步。”邵九华说。不过，因为“文革”，计划一度停滞。至1972年，环境有所好转，夏穗生开始重新筹建器官移植实验室，带领5名医生和5名技师着手实验研究肝、肾移植和脏器保存液。

    夏穗生的秘书吴喜红告诉邵九华，夏穗生团队在同济医院破旧的三层小楼里艰难度过五年时间，先后施行异体原位肝移植实验130次，异体肾移植20余次。经过艰辛探索，实验手术最终取得成功。吴喜红说：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肝移植模型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摸索得到一套可供临床使用的完整术式，标志着中国的医学家可以在大脏器的移植中大显身手了。

    1976年，夏穗生的《130例狗原位肝移植动物实验与临床应用》在《中华外科杂志》发表，并在第九届全国外科学术大会上作报告，轰动中国外科学界。随即，不少医学科学研究机构的专家前来参观，夏穗生毫无保留地将经验与同行共享。然而，当他准备实施人体应用时，医院里出现不同声音，他未能得到支持。邵九华说：“夏老没有消沉，反复向领导阐明理由，希望早日临床试验。”

    这时，传来上海瑞金医院创造全国第一例临床肝移植的消息，随即，院里为夏穗生配备最强团队。1977年春，在上海第一例肝移植手术两个月后，肝移植在同济医院迅速进入临床手术，连续实施3例，一例比一例成功。1980年，同济医院建立中国第一个器官移植研究所，拥有病房、护士和器官移植的专业医生。1985年起，夏穗生担任研究所所长，先后建立肝脾移植、肾移植、胰腺移植、细胞移植等6个研究室，配有一批先进的仪器设施。邵九华说，这些，是为科学研究服务的，但最终是为“救人”服务的。

    在“救人”的过程中，夏穗生创造了许多“首例”：1982年，主持国内首例胰腺移植获得成功；1983年，在国内实施首例尸体供脾移植成功；1989年，首例亲属活体脾移植成功；1992年亚洲首例腹部多器官移植成功……在这里，心、肺、肝、脾、胰腺等大器官移植，其移植项目、累计例数、长期存活3项综合指标均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例如实施肝移植500余例、肾移植1500例。

    秉持甘为人梯师风 不遗余力培育生力军

    “研究生培养的远期目标是培养学术领域的尖子，器官移植的研究生未来应该成为本专业的‘将才’，有的要成为‘帅才’。”1978年秋天，夏穗生笑盈盈地站在医院外面的街道边，迎接他的第一批研究生。夏穗生是国务院批准的首批博士研究生导师，他深深知道：任何事业，关键在人。多年来，他以培养我国第一流的器官移植技术人才为目标，呕心沥血，成绩卓著。

    “博士后1人，博士44人，硕士24人，成为各大医院器官移植的领军人物。”这是夏穗生严格施教、精心育才的成果。他要求硕士生课题必须是国内空白的，博士生课题是国际领先的。在培养方法上，他坚持因才引导、力求启发、放手自立、解决难点、用其所长。吴喜红说：“夏老的研究生，之前已有多年从医经历，但夏老要求从最基础做起，再小的手术都要有手术报告，考虑改进细节，减除病人痛苦，求得最好的结果。”

    陈实是夏穗生的第一个研究生。选课题时陈实选择了器官移植中难度较大的《胰腺移植治疗晚期糖尿病》课题。夏穗生为之欣喜，他清楚，我国的胰腺移植研究尚未起步，欧美发达国家也只有屈指可数的机构处于小规模非公开研究阶段。陈实敢于去填补我国医学的空白，难能可贵。他热情鼓励：“从零开始，创造自己的手术方法。”

    几乎没有一份可供借鉴的资料，夏穗生要求陈实从实验着手以积累胰腺移植的经验。经200余次实验，各种术式比较、观察和分析，终于在国内首次成功地建立了狗胰腺移植动物模型。夏穗生立即将这一成果推荐给《中华器官移植》杂志发表，在全国器官移植学术会议上作报告。我国胰腺移植终于起步了。陈实因在胰腺移植领域的贡献，被国家教委等部门授予有突出贡献的博士学位获得者。

    经夏穗生栽培的医科高材生不胜枚举。博士生刘乐欣首次在我国取得临床治疗血友病甲成功；博士生姜洪池揭示脾切除对人体免疫功能影响的奥秘，改良与创新部分脾切除术方式，纠正过去“脾脏无功能”偏见……夏穗生亲自指导并参加的研究生课题通过成果鉴定的有9项，其中8项是以研究生为第一作者，4项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课题全部是研究生担任课题负责人。与研究生合作发表学术论文，他总是把自己的名字排在最后。

    2000年，华中科技大学授予夏穗生“伯乐奖”。“让年轻人站在前台，我的任务是搬梯子。”邵九华听夏穗生说过，“我们这一代是中国器官移植的拓荒者，目的是为后来人开辟一条通往顶峰的道路，这条路拓得越宽阔越有利于后来者攀登。”

    恪守严谨求是学风 著书立说储备资料库

    器官移植是一项系统繁复的医学工程。夏穗生说过，器官移植必须通过三关：一是手术关，主要是血管吻合技术关。术后如果血管不通或堵塞，移植的器官没有血液供应，自然不能存活；二是器官保存关，即移植的器官必须是活的。任何内脏一旦持续失去血液供应，就会丧失活力而死亡，如常温下肝脏缺血超过15分钟就失去活力；三是排斥关，人类（动物）具有排斥外来器官的强大功能，能够不断组织力量攻击体内异物，直至异物死亡。

    在器官保存方面，理想的保存液对移植物及移植后的活力极为重要。自20世纪70年代起，我国临床器官移植均采用进口的COLLINS（柯林斯）液，价格不菲。夏穗生和技师顾湘君决心自主研制保存液，经过长达8年动物实验研究，1984年用于临床，效果证实优于进口液，保存温度提高至8摄氏度，保存48小时存活率100%，72小时存活率66.7%。以这种保存液保存的尸体肾先后移植给89例病人，全部恢复正常功能。只此一项，平均每个移植病人降低费用近万元，更重要的是，解决了供体远距离运送难题。

    在解决排斥方面，抗排斥药环孢素A曾一度被国外垄断，价格昂贵。夏穗生决心研制自主产权的环孢素。20世纪90年代初，福建一位研究员愿将研究得到的相关菌株转让提供给制药公司，用于国产环孢素研制，急寻实验与临床研究单位。夏穗生毫不犹豫予以承担，并指派人员具体操作。这种口服制剂需要由人来分别实验其毒性，实验室人员犹豫了，夏穗生却带头拿起一杯倒进嘴里……我国第一个国产免疫抑制剂由此诞生，与国外产品同质，而价格只是其四分之一。

    在器官移植上的各种关口，夏穗生都有丰富的攻克经验，整理成书，造福人类，善莫大焉。他的每篇论文都传递着世界移植医学新进展，每一部专著都是对一个时期器官移植手术发展的总结，也是器官移植医学的一次进步。石秀湄说：“‘文革’初期，医院专家受到批判冲击，被派到门诊扫地、烧煤炉、叫号。有些医生气得把专著都毁掉了，但老夏回到家还是读书不辍。他认为不管形势如何，人生病了总得看医生，医生的技术永远是为病人服务的。”

    夏穗生著述丰富，以第一作者发表的科研论文有270余篇，主编出版专著26部。他于1995年主编的《器官移植学》，成为我国器官移植从业人员的经典理论基础和临床实践指南；1999年，主编出版《临床移植医学》；2005年，主编《腹部脏器移植研究》；2009年，与学生陈知水主编出版《联合器官移植学》；2011年，以87岁高龄主编出版了《中华器官移植医学》。“夏老可谓是高风亮节的一个楷模。”吴喜红说，“此书出版前，出版社三次上门，希望将书名定为《夏穗生器官移植医学》，夏老坚决不同意，他认为这是集体多年摸索的智慧结晶，不能以他一个人命名。”

    《中华器官移植医学》一书计180万字，录述了国内外器官移植的发展历史，描述了移植医学的现状与展望，重点篇章还配有彩色插图和照片，是我国众多器官移植书籍中的精华之作，是器官移植专业最新的一部大型权威参考书。著名器官移植专家、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说：“夏穗生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医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是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开创者……作为我国器官移植的奠基者，他鞠躬尽瘁，参与、推动和见证了我国器官移植发展至今的全过程。”

    （本版图片由邵九华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