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申遗与文化自信

    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高大伦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刊文说：7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进行的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中国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条消息成为这几天中国文博界最热议的话题。

    考古发现成功申遗，在中国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第二次。譬如，远的有十多年前至二十多年前的敦煌、秦兵马俑、殷墟等，近些年的有湖南、湖北、贵州的土司遗址等。但良渚遗址这个中国第55个世界遗产项目在中国学术界引起的反响却要大于以前，这是为什么呢？从历史学的研究范畴来说，我国以前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考古发现，都属于历史时期即中国历史“信史时代”的考古遗存，也就是大家所说的3500年来有文字记载时期的考古发现，而良渚遗址约距今5000年前后，属于中国没有文字的“传说时代”的考古遗存。

    类似良渚这样可以成为世界遗产的考古遗址在中国并不少见，如已发现的石峁、陶寺、二里头、三星堆、海昏侯等等。这些就是中国考古人敢于在良渚申遗中提出中国有5000年文明遗址的底气和实力，也让中国人找到许多文化自信的根源。

    财政在应对外部冲击中

    大有可为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刘尚希等在《经济日报》刊文指出：面对当前复杂国际形势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必须要有战略思维，采取正确措施积极应对，才能化危为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也是应对外部冲击的中流砥柱，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中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必须注重发挥财政的作用。

    要发挥财政的风险分散机制作用。在应对外部冲击过程中，防风险最有效的方式是分散风险。合理分散风险是实现风险综合平衡的艺术，在应对外部冲击过程中，要综合平衡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的风险，综合平衡实体部门与虚拟部门之间的风险，综合平衡短期与长期的风险。财政在调节各种关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因此也是配置和分散风险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财政通过预算、税收和财政政策，可以调节政府与市场以及政府与社会的风险配置关系；通过财政体制，还可以调节政府之间的风险配置关系。

    可考虑借鉴“三线建设”思维，强化国家经济治理核心能力建设。抵御外部风险冲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应该有多道防御线。与上世纪60年代“三线建设”的“三线”是地理空间纵深意义上的“三线”不同，我们现在讲的新“三线”是经济形态纵深的概念。从经济形态纵深来看，“一线”是商品市场和贸易，是传统上讲的“实体经济”；“二线”是金融市场和汇率，是传统上讲的“虚拟经济”；而“三线”实际上是国家经济治理核心能力，表现为经济动员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其中财政是枢纽和转化器。

    关注被机器替代的

    劳动者的权益保护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劳动和社会保障法研究所所长林嘉在《人民日报》刊文表示：信息革命带来生产力又一次飞跃，数字经济、共享经济等新的产业形态和商业模式不断涌现，也引发人们对个人权益保护的担忧。在劳动法领域，人们担忧最多的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是否会对劳动权、劳动就业、劳动者隐私权等造成侵害？如何实现信息技术发展与劳动者权利保护的共赢，需要在法律层面进行思考和回应。

    如果人工智能替代人的劳动这一趋势无法改变，我们应更多关注被机器替代的劳动者的权益保护问题。一方面，企业应严格遵守解雇的法律程序，给劳动者支付必要的补偿金，对于不能解雇的员工应进行适当的工作安排。另一方面，企业和政府应加强对劳动者的职业培训，促进职业转换，使劳动者顺利实现再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