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震旦大学附属中学学生的成绩报告单。

父亲1956年的高考准考证。 （孙建宁 供图）

父亲1942年在上海市私立磐石小学读书时的《学生手册》，封面印有“忠诚 勤勇”的校训。

    孙建宁            

    我的父亲孙光炳珍藏着一份近70年前的成绩报告单，它几乎与新中国同龄。在这个夏日的午后，面对我的一脸好奇，86岁的父亲摊开泛黄纸片，缓缓讲述起那些远去的人和事。

    泛黄的成绩单

    深厚的同学情

    这是一份1950年1月28日发放的初中学生成绩报告单。报告单封面以旧式信封格式呈现，上面用蓝色印章盖着“贵家长”三个大字，边上一侧印有“成绩报告单”5个朱红色小字，落款为“上海震旦大学附属中学初中部寄”。报告单封底印着该校地址“重庆南路二二七号”以及电话号码“八〇一四七”。

    成绩报告单内页表格上列有学生姓名、学年、学期、学业等内容，在每一项学业栏内，均有班主任老师用钢笔工整填写的学生成绩，还有“操行”情况以及简短评语。你看呢，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成绩报告单与今天自然有所不同。比如当时的语文称为“国语”，包括作文和平时测验成绩。其他还有政治、历史、地理、化学、音乐、美术等课程。

    震旦附中、震旦大学以及磐石小学，新中国成立前都是法国人在上海开办的私立学校。父亲小学、中学先后在磐石小学和震旦附中就读，外语课学的是法文。

    父亲说，他当年的小学和初中同学中有一位叫梅葆玖，没错，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的儿子。当然梅葆玖后来也非常有名气，是梅派艺术传人。

    父亲说，梅葆玖的家在上海思南路上，这是一栋西班牙式的花园洋房，人称梅公馆。梅公馆与磐石小学后操场仅一墙之隔，同学们打篮球时，篮球时常会“飞”入梅家花园。父亲记得梅家养着一条狗、一只猴，那猴子非常顽皮，发现篮球就一把抱住“不还”，把狗吓得“汪汪”大叫。

    小学四年级时，一次学校组织学生去佘山春游，下午返回时，刚从第一辆卡车上下来的同学站在学校操作上，正准备各自返家。这时候有同学看到梅兰芳先生从自家别墅二楼的窗户探出头来，询问梅葆玖回来了没有。有同学回答说：梅葆玖在第二辆车上呢……梅先生说，哦，待会儿他要带着儿子一起去电台录制节目。

    既是同学，家又住得近，父亲和同学们偶尔就会随梅葆玖去梅公馆玩耍。若是凑巧碰到梅兰芳先生，梅先生会热情地欢迎儿子的同学，吩咐下人拿来零食招待。梅葆玖经常要跟父亲去广播电台录制节目，父子俩联袂演唱“贵妃醉酒”，一个演杨贵妃，一个演丫鬟。因为演出，梅葆玖时常要向学校请假。班上学生对梅同学的缺课都习以为常，凡是梅同学没来学校上课，十有八九是去了电台，或者演出去了。

    父亲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刚好轮到梅葆玖做值日生。中午大家都回家吃饭了，到了下午，早来的同学发现教室门还没打开，于是就去梅家找，结果梅同学说是一时忘记了。梅葆玖少年成名，经常参加演出，大场面见多了，举手投足之间气度不凡。他非常讲究礼仪，待人接物落落大方。他对同学老师总是用手势作“请”的动作。父亲说，梅同学比班上别的同学要年长几岁。学戏、唱戏难免影响到学业，因而复读成为常态。

    父亲还说到班里另一位叫徐家璧的同学。徐同学长得白白胖胖，很是可爱，家人和同学都叫他“胖胖”。徐同学的父亲徐欣夫是当时国泰影业公司的导演，母亲名叫顾梅君，阿姨名叫顾兰君，都是二十世纪40年代上海滩的知名影星。徐同学和我爸非常要好。徐同学家里有一辆美国产的宽轮胎自行车，两人一起“自学”都学会了骑车。有时候他俩一个骑车，另一个坐在前面的三角架上去兜风。那款车没有书包架，系美国伞兵使用的自行车。他俩偶尔也去地处徐家附近的沪光电影院看电影，徐同学母亲顾梅君女士事先会打电话给影院一位张小姐，请对方预留两个座位，她儿子和同学一起前来观影。

    还有一次，徐家璧邀请我父亲和另外一位同学一起参观国泰影业公司。令我父亲印象深刻的是，当时正在摄制一部片名为《粉红色的炸弹》的电影，由徐家璧担任导演，顾兰君担任片中女主角。

    该片讲述的是抗日题材的故事，那天拍摄的片段是：对外身份为交际花的女主角从黄包车上下来，她手里提着一个精致的小包（包里装着手枪）准备过桥（进城执行任务）。当时桥头一侧站着几个日本兵，对进城人员进行例行检查，轮到那位漂亮的交际花时，只见她察言观色，沉着应对日本兵的盘查……

    演职人员在摄影棚里紧张工作，父亲和同学十分乖巧地坐在不远的一排长凳上观看。中途休息时，演员和工作人员看到是导演的儿子及两个要好的同学，很友好地喊着“胖胖、胖胖”，一边拿来可口可乐请他们喝……

    1949年，这位徐同学随家人去了台湾，从此与我爸断了联系。

    回忆学校老师

    感怀岁月变迁

    父亲还保存着一张1942年在上海市私立磐石小学读四年级时的《学生手册》。父亲说，旧中国教师的地位是比较低下的，日子过得很清苦，所以很少有人愿意一辈子当小学老师。1944年期末考试结束后，班主任老师处理完班级相关事务后，在课堂上告诉学生们，下学期他不再来学校当老师了，要去做生意，说当一名穷教师不足以养家糊口……

    父亲在上海震旦大学附属中学读书时，有位年轻音乐老师名叫李志曙，个头矮矮，身体壮实，说一口好听的北方话。

    李志曙老师会弹一手好钢琴，平日为人低调。上海解放前夕，每当同学们在设施较为完备的阶梯教室上音乐课时，李老师一边教孩子们学唱进步歌曲，同时还会讲一些理想信念的道理……同学们后来才知道，李老师原来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成为我国第一位在国际美声唱法比赛中获奖的声乐家，他演唱并录制的《国际歌》《祖国进行曲》被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展示中国男低音歌唱家艺术魅力的影像制品。

    我爸说，1949年5月下旬的某天，李老师照常在阶梯教室给同学们上音乐课。课间李老师突然说道：上海马上就要解放了，同学们要随时做好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的准备。李老师还特别提到，届时请同学们和家人不要害怕、惊慌，因为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是为老百姓打天下的进步力量。

    话说1949年5月26日夜间，当时我父亲的家在康悌路（今建国东路）附近，听到天空中有飞机驶过的轰鸣声，马路上不时响起零星的枪声……翌日早上市民们出门发现，有许多手持步枪、背着行军背包的军人，井然有序地蹲着或躺在马路边休息……大家走近一看，原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城了。

    这一天，父亲和同学们还是照常去学校读书，因为前些天李老师已经给他们讲到过相关事宜，所以大多数同学能够泰然面对当时的场景。然而，令同学们感到有点惊讶的是，李老师为什么老早就知道了这些消息？还有，就在学校门口的大街上，有同学看到李志曙老师与几名军人在亲切地交谈，显然他们早已互相认识。此番情景令学生们感到既兴奋又好奇。

    据我父亲回忆，除李老师外，当年在震旦大学附中教过他们的语文老师和历史老师，都是地下党员。为了谨慎起见，这几位老师从事革命工作时，会有接头暗号。李老师曾以茶杯放置的位置作为记号，比方说当某张办公桌的茶杯放在右边，表示发生了什么情况……因为在他们学校也有国民党的潜伏人员。同学们后来才知晓，他们的体育老师原来就是军统特务……

    我问爸爸：你们当时知不知道这些老师的真实身份呢？父亲说，当然不知道了，不过后来他们身份暴露后，大家回想起有关细节，自然也会发现一些“蛛丝马迹”。比方说那个体育老师，一次在室内教学课上提到“梅花”，突然讲起“国军”军衔，说少校肩佩一颗梅花，中校两颗梅花，上校三颗梅花，呈品字状……

    1950年2月6日，上海发生“二·六大轰炸”，由于震旦大学附中距离遭破坏的中心地点（周边有发电厂、自然水公司以及主要公共交通设施）很近，属于敌人袭击的目标范围。因此学校被迫停课，学生只能回家。不久，父亲随全家迁往虹口区生活，父亲转学到其他学校，从此便与原先中学的老师和同学没了联系。

    1956年父亲参加了当年的高考，随后去北方上大学，从此离开出生地上海。1961年7月父亲从西安公路学院（今长安大学）毕业，分配到福建省交通厅。刚开始时他在工业技术材料处担任技术员，努力提高自身的业务能力，熟悉海上运输、陆路交通运输以及交通工业方面的工作。后来他去了建瓯农村（福建省南平地区的一个比较偏僻的山村）锻炼一年，与当地农民兄弟结下深厚的友情。再后来父亲去过江苏苏北淮阴地区条件艰苦的一处名叫“金湖农场”的小岛上，开展相关政治工作等。以后又上长春、青岛等地工作……  从年少至年迈，父亲一生辗转多地，1971年调到宁波工作，是年30多岁的他从此扎根宁波，看着这座城市的点滴变迁，特别是交通的日新月异，再也没有离开……  多少的人、事、物从他身边远去、消失。两张泛黄的学生成绩报告单、一张1956年的高考准考证，虽然微不足道，但是能够保存下来也是不易，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