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 颖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以下简称《电波》）日前在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亮相，作为“文华大奖”“荷花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三顶桂冠的得主，《电波》以出尘的艺术格调和艺术水准赢得观众诚挚而热烈的掌声，也引发了笔者的一些思考。

    “他们是谁？”——真实精准的人物定位

    无论是舞台、荧屏还是银幕，都不缺红色主旋律题材的艺术作品。但这类题材又往往陷入“读真人故事眼泪哗哗，看创排作品尴尬多多”的境地。究其原因，恐怕在于主创们往往处理不好“他们是谁”这个问题。他们习惯于将主人公定位为异乎常人、高高在上的英雄，因而常常使人物失去流畅的情感逻辑和真实感，随之失去艺术感染力。

    但《电波》的编导韩真与周莉亚，却以女性特有的细腻与柔软，突破了这个无形的屏障，为剧中人物找到了真实而精准的人物定位——“他们是谁？”是英雄，但在耀眼的英雄光环下，他们更是真实可感、有着七情六欲的普通人。十五岁的少年会有情窦初开的羞涩，会在弄堂口给卖花姑娘一朵栀子花；久经磨炼的女情报员也会因为迫不得已的杀戮而恐惧彷徨，会因为开枪杀人而战栗惊惶；被迫离散的革命夫妻也会跟芸芸众生一样难分难舍，遭遇生离即死别的人生大恸……

    两位编导有着极强的细节捕捉和把握能力，在《电波》中，我们能看到很多具有说服力的细节。比如从小学徒晓光死去时踟蹰的脚步、捶打胸口的拳头、流着泪的酸涩微笑中，可以看到他留恋人间的不舍，和死得其所的自豪。又比如，从兰芬与李侠诀别时两次用力抚平、擦拭丈夫长衫，狠命捶打他的胸口，离去时使劲拽着自己旗袍的衣摆，可以看到她预想李侠走向死亡时撕心裂肺的痛苦。唯有着眼于人性和人类共通的普世情感，真正把具有崇高大情怀的主人公定位为一个普通人，才可以找到这样的细节，使作品达到细腻、可信、动人的效果。从这点上来说，韩、周二位编导的艺术处理非常成功。

    “如何讲述？”——突破性的叙事方式

    《电波》是一个谍战故事，谍战本身的隐秘性和情节推进的悬疑性，使它需要极大地依赖于人物心理活动，这无疑增强了叙事的难度。“如何讲述”故事，是该剧面临的最艰巨的挑战。

    《电波》的叙事方式是突破性的。或是受到同名老电影的启发，或是被复杂的谍战情节倒逼，编导在舞美（尤其是活动景片）的强大助力下，运用了众多电影中常见的叙事手法，各种回忆、闪回、倒带、蒙太奇、平行时空的运用自然熨帖。

    比如小学徒晓光被杀后李侠与兰芬在家中的一段双人舞，通过另外三对“李侠与兰芬”，回忆两人从生疏到相知相爱的过往；而交代李侠等人身份逐渐暴露的情节时，屡次闪回裁缝铺老板老方与李侠交接服装包装盒（情报）的定格；老方被杀，李侠来到裁缝铺找情报时，则采用了倒带的手法，呈现他思考推理的过程；而此间兰芬枪杀化装成人力车夫的阿伟，则与裁缝铺中李侠的行动构成平行时空；至于黑衣人追捕李侠的情节，街道、电车等地点的快速切换，则又是蒙太奇的灵活运用……作为一部必须在有限时空里完成复杂电影原著故事的舞剧，能自如地运用这些影视化的处理手法而不使人感到花哨突兀，是非常难得的。

    这种突破性的叙事方式带来了杰出的舞台调度，神来之笔几乎无处不在。大场面如黑衣人追捕的群舞，在人群中匆匆穿梭往来的李侠，不同行动方向的红围巾路人，黑衣人分别从上下场门散去后在舞台中后区出现的电车乘客等等，共同营造出紧张的氛围。小场面如摄影记者阿伟在暗房冲印的照片，正是依靠活动景片的空间分割，用不同人物的定格来呈现。细节设计方面如三次乘坐电梯的不同处理等等，都堪称妙笔。

    “是收是放？”——高度克制的抒情风格

    谍战故事中的人物隐蔽性强，无论外部行动还是内部情感，都不可能很张扬，这就注定了他们肢体行动的幅度不可能很大；而舞剧惯于用大开大合的肢体语言来诠释情感：这就形成了一个看上去很难调和的矛盾。这情感，到底是放是收？要收放到怎样的程度？

    编导选择了高度的克制。这一点从不滥用的舞美灯光、多媒体手段，和低饱和度色的服装中体现得很明显，而它又最突出地体现在编舞与表演中。

    该剧中的不少情节与情感，不是通过典型的舞蹈语汇，而是通过生活化的肢体语言来呈现的。即便是舞蹈语汇，也尽可能克服舞蹈演员较为夸张有“范儿”的表演惯性，采用了偏向生活化的表演方式。的确，当表现富有生活气息的日常场景时，这种方式非常熨帖。比如《渔光曲》和李侠夫妇在家中的第一段双人舞，舞蹈演员的肢体伸展幅度都不大，哪怕托举和跳跃等相对幅度较大的动作，也都尽可能保持克制。相信演员们在气息控制上下了很深的功夫，因而最后能呈现出举重若轻的轻盈感，与日常生活润物无声的状态非常相配。

    但是，舞剧毕竟是戏剧，在提炼、表现生活时，还是无法完全抛开戏剧化的表达。当生活化的肢体语言占比太大时，舞蹈语汇的运用就会被削弱，多少会出现话剧化表演掩盖舞蹈语汇的倾向。对于舞剧来说，一旦肢体上无法尽情舒展，情感出口就会被阻塞，这往往不利于人物情感高潮的表达。我们都体会到“李侠”在表现八烈士及晓光之死的悲愤情感时的被压制感，而观众心中积蓄的情感也无法宣泄——但对戏剧活动的接收者来说，这种宣泄与释放是必然的需求。此外，在诀别的那段双人舞中，我们又能明显地感觉到，兰芬的情感正因为运用了相对幅度较大的舞蹈语汇，而比李侠的情感表达得更充分更饱满。如何处理好收与放的辩证关系，确实是编导与演员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不过，毫无疑问，《电波》的艺术“成色”之高，必然使它在短时间内难以被超越。期待这样的作品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