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儿院老师，左二为张泰荣

奉化孤儿院院生在锦屏山合影

    “烽火连天，于今益烈，水深火热，民不聊生。人民无辜，只求安居乐业。余一心一德，愿事业之猛进，社会日趋繁荣……默察今后时局，周视环境迥异既往，即本院经常支持已感非易……内心怅惘，莫可言宣。但余决不气馁，非遭遇绝大困难，仍当努力以赴之。”

    这是民国时期奉化“武训版”人物、私立奉化孤儿院实际当家人张泰荣写于1949年元旦的日记。煌煌200万字、由杨建华主编、奉化区档案馆和华东师大历史系联合点校整理的《张泰荣日记》（1922年至1957年，其中1940年日记佚），是一座奉化民国史料的“原生态富矿”，之前已由宁波出版社出版。

    检阅张泰荣在1949年所记的点点滴滴，可以窥见一个平凡人不平凡的心路历程和时代新旧交替的真切履印。

    张泰荣

    院歌

    ■ 在风雨飘摇中苦撑

    张泰荣，1902年出生于奉化县城的一个贫寒之家，小学毕业后即离开县城赴僻远的山村小学任教。21岁时，复读于宁波斐迪中学初中部，次年重入教职。这期间，他努力寻找人生新出路，却处处碰壁。于是，青年张泰荣萌发了从事慈善教育事业的念头。具体的触发原因，一是他19岁时的丧母之恸一直未能平复；二是幼失双亲、与他志趣相投的好友胡友柏于1925年11月21日因贫病、孤独和绝望而悬梁自尽，给他以强烈的精神刺激。在次日的日记里，张泰荣首次写到决心创办一所孤儿院，以“造福全邑孤儿”。

    作为一个人微言轻的山村小学教师，想创办一所孤儿院谈何容易！张泰荣却初生牛犊不怕虎，通过种种渠道向同盟会元老庄崧甫和新学会社董事孙表卿等奉化当时的名流乡绅陈情、呼吁、求助，经过近两年的奔走、张罗，终于在1927年11月正式创设奉化孤儿院。庄崧甫兼挂名院长，孙表卿任董事长，张泰荣自任募捐部主任，后又兼院务部主任，为实际主事者。

    孤儿院初创时期，周边局势相对稳定，在本地乡贤和外乡友人的慷慨相助下，运行比较顺利。至1936年，已募集基金逾10万元，院产水田500余亩，办有藤器工场、农场等，可谓成绩斐然。1939年5月，因奉化县城遭日军飞机轰炸，孤儿院迁至楼岩项岙，从此院运转折。在1941年4月县城沦陷后，外募更加困难，时常闹粮荒。同时，汪伪县政府威逼利诱孤儿院迁回县城以壮其门面，但张泰荣不为所动。1945年8月县城光复，院舍已被日伪军毁为“一片瓦砾，所存也仅破屋颓垣，疮痍满目”。张泰荣多次赴沪、宁募捐，几乎重建了孤儿院。

    伴随着1949年新年而来的，是孤儿院的噩梦连连。首先是民生凋敝导致募集困难。公历新年伊始，正是寒冬腊月，乡人已进入农闲，张泰荣却天天在奔波劝募，不敢稍有懈怠。日记载：元旦“在同庐……计所募谷已三千斤矣”；1月2日“在排溪访诸故旧……募谷千余斤”；3日“接洽募谷二千斤余”；4日“下午过广渡兰房询催欠谷”……到1月19日，也就是农历腊月廿一了，张泰荣的募捐行程仍是“经下蔡、上下徐……至东陈……”聊以自慰的是，“至此日(募谷)总数达一万一千余斤”，但对孤儿院每月需15000斤谷的最低开支而言，这并非理想数目。张泰荣在1月28日即农历除夕的日记里写道：“今日……备形忙碌。检核账款，负欠较去年为大，深觉得仔肩益重，应益矢勤奋，尽量节省。”

    春节之后，张泰荣仍在奔走募捐、呼号和煎熬中度日。5月9日记：“本院二仓(城与项岙)仅二万余斤……今已山穷水尽，焦急无可言状。”

    更要命的是，物价却在飞涨——

    1月7日：“傍晚，甬报（谷价）已涨至二百五十元，损失不赀。”他在一个多月前的日记里曾为“谷价今涨至八十余元”而“触目惊心”，但更触目惊心的还在后头。

    2月28日：“本院发薪，谷价已涨至五千元，数字殊大！”

    3月6日：“谷价继续上腾，余以七千元揭出后，而大桥涨至九千余元，损失不赀。”

    3月31日：“偌大筹码(谷价已升到三万元以上)，解决本月份薪水已感棘手，幸以一部分实物作抵。”

    4月10日：“食谷骤涨至十六七万。”

    4月30日：“谷价傍晚已逾二百万……”

    屋漏偏遇连夜雨，日常的院舍修缮费用也难以承受。为修“本院东首房屋”，张泰荣2月20日“致茂隆木行虞君，附支票三万九千余元，定购杉板十二丈”。不料到4月初，同样数量的杉板价已涨至70余万元，好在好心的虞君“承助杉板五丈，价值三十万元”。

    困境中的孤儿院不得不向县立医院、县银行等借粮贷钱度日，而如何还贷是更大的难题。3月8日，这位孤儿院的实际当家人记：“县行方面，院中欠数已达三十余万元，仅利息每日达二万元，不胜负担。”4月29日记：“院方欠数已逾亿。”呜呼，如此奇高利息，恐怕连当下违法的套路贷也要自叹不如了。

    在如此困境下，张泰荣一心以院中孤儿为念，尽力修缮院舍，改善条件。他在5月15日记：“二旁新楼，楼上皆系儿童寝室，装置纱窗，焕然一新，儿童得免蚊啮之苦矣。”其殷殷慈爱之心，苍天可鉴。

    ■ 贫病交迫未敢忘忧国

    在此期间，张泰荣的内心正忍受着另一种惨烈的煎熬。1月19日记：“弟恒则以念妻情笃，未免感触，常抱头痛哭。举家为之戚戚。”

    原来，之前刚刚发生的逾3000人罹难的江亚轮惨案，也把张泰荣一家无情裹挟在内。1948年12月3日，张泰荣“晨接荣桂(张之二弟)电报，知恒弟(张之小弟)夫妇于三日来奉”。作为张家掌门人的他尽心张罗，亲自“为其布置房间，备形忙碌”。但就在次日，“当晨八时到院，未久弟（张之堂弟，时居宁波）自车站飞奔来告：昨晚六时，江亚驶至吴淞口里铜沙，霎时沉没，死三千余人，恐恒弟亦遭不幸。”

    泰恒幼年失怙，由长兄泰荣抚育成人，“备受人世间不能受之苦难，去年入航政局，今年结婚，此为最甘美之境，真如不幸，抑何命薄。”兄弟情深，张泰荣以八个字形容自己闻讯如闻“晴天霹雳，呆若木鸡”。不幸中的大幸，他于当日傍晚接到二弟让人辗转打来的电话：“恒弟脱险，弟妇不明。”随后几天报上披露获救名单，却无张泰恒姓名，使他重又揪心，不禁猜度起“二弟以为家中过分悲伤，锦词宽心，真欤？假欤？”直到数日后“接恒弟得庆更生后这亲笔第一函”才心安。

    于是，他又全心投入孤儿院的劝募中，当日“约郑君同赴斗门头之募谷”。而他心中的悲哀时时萦绕，1月13日记“弟妇慧英尸体已无法捞获……触景生情，弥增悲悼，盖由幻想转入怀念也”。时至4月20日，他“接恒弟江亚惨案一书，不忍卒阅”。

    1月21日“招商局发被难家属年关安家费五千元”，这在物价如火箭上冲的年代，对窘境中的张家只是杯水车薪。张泰荣在1月25日记：“银根奇紧，百物昂贵也，唯有疲俭度岁耳。”

    张泰荣此时家有三女一儿，最小的“钧儿七岁，已届入学之年”。这本是喜事，但贫穷人家百事哀，他在2月7日记：“学校行将开学。余家入学者，中小学共计四人，学杂费需谷六七百斤，不得不预为筹措。”“备果饵等陪同(钧儿)至国民显承学校上学。回忆四十年前，余八龄，彩衣垂髫，亦就读该校……”从2月21日所记的这段文字里，不难看出他心情愉悦，但2月25日的日记仍哀叹学杂费“殊感不胜负担”。为此，4月5日时他家已欠县银行“达二十万元”，由于高利息，到同月29日欠银行已达“三千余万元”之巨！

    孤儿院和家庭的双重困境，使当家人张泰荣深感“责任重大，驯至寝食难安”，以致积劳成疾。早在1月23日的日记里他就自言“年未老已衰，偶一折腰，疼痛以致不能坐卧，良以为苦”。此时的他不过四十六七岁，本值年富力强的年纪啊！不久后，他又患上喉疾，且

    久治不愈，身心备受折磨。

    作为私立孤儿院的主事者，张泰荣只是一介平民，但因为奉化的特殊地缘因素，他曾数次接待蒋介石、宋美龄等民国要人来院视察。这在他的日记中所记不过寥寥三二行，更无阿谀之词。他从不为个人利益而攀附权贵，只是一心一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乡情乡谊，为孤儿们谋利益、谋幸福。

    同时，张泰荣作为一个县城小知识分子、小乡绅，深知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休戚相关。他时时关心、观察、思索着“时局”的变化，其中对当时正在进行的国共双方谈判尤其关注。如1月3日得知政府元旦公告宣示和平，他在日记本里记：“从此或可消弭战事，诚全国人民所馨香虔求而不可得。今见曙光欢腾，莫可名状。”从他对形势过于天真的估计中，恰透露出他对和平不可抑制的渴望。不久后，当得知和谈不顺，在2月25日的日记里他直抒胸中郁闷：“时局浮云遮日，若明若暗，诚闷煞人也！”4月22日得知国共和谈已在4月20日破裂，不禁心碎，在当日日记里连叹“奈何奈何”。

    ■ 一腔热忱迈入新社会

    历史出现巨大转折：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当日午夜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23日晚解放南京。

    5月24日，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21军61师181团、182团、183团进驻溪口镇，随后182团进入江口镇。身在县城的张泰荣的当日日记全文是：“部队整日移动，整日未停，政府亦于今晚撤离。本城已成真空状态，所负地方治安者，惟两镇自卫团而已。晚原茂来，宿院中。”日记中无一丝留恋旧格局的意思，静观其变乃至乐见其成的意味却很浓。

    5月25日傍晚，解放军181团进入奉化县城，标志着奉化解放。张泰荣记：“全城真空，仅镇公所暂负责任，虽谣传不一，而秩序良好。下午五时，解放军自新昌方向开到，纪律严明，人民聚观，途为之塞。”

    以后数日的日记是——

    5月26日：“解放军已张贴八项广告，人心安定。盖战事威胁已除，从此又可升平矣。”

    5月27日：“体育场开民众大会，群众皆参加。下午军队他往，仍由两镇自卫队负责治安之责。晚上颇具戒心。”

    5月28日：“军队又到城，人心复定。集同事讨论各项事业。”

    5月29日：“允武兄自甬来，知宁波情形良好。携来宁波新报三份，知上海亦已解放。仰夫兄来，畅叙甚欢。”

    从赞解放军“纪律严明”，到见布告而“人心安定”，继而因解放军另有任务他往而不安，再到解放军返城而“复定”，及至闻“宁波情形良好”“知上海亦已解放”，因而与友“畅叙甚欢”，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此时虽然院务仍然困难重重，家境仍然困顿，个人仍然病魔缠身，但一向沉静内敛的张泰荣已一脱积久的苦闷忧郁，看到了他梦寐以求、并在元旦日记里所记的“人民安居乐业，事业猛进，社会日趋繁荣”的希望，不禁心花怒放。

    让张泰荣格外欢欣的还有，新来的奉化县代县长严式轮竟是孤儿院曾经的同事阎季平。严式轮原名阎式钧，又名阎季平，1922年毕业于浙江省第四师范学校，先后在奉化、镇海、鄞县、慈溪执教。张泰荣不知道阎季平在孤儿院执教时已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孤儿院地下党支部的书记。他本计划在6月7日赴沪募捐，但当日日记云“闻县长已至，确系季平，爰欲行又止。二时许，渠即偕同事四五人来院，余与瑕非相与会晤。愉快无似，盖别已二十年矣。”他非趋炎附势之人，与老友相见“愉快无似”，完全出自肺腑。

    严县长在会晤后决定借住孤儿院生活、办公，直到十天后才“迁入县政府办公”，并在搬离时向张泰荣表示“居此旬日，颇示歉意”。这证明了他们彼此间的了解和信任。

    以后张泰荣和这位奉化新县长有了良好的互动。日记里记：10月23日“严县长来信，介绍刘财发(院生)等赴文工团”；11月7日“访严县长，谈甚久”；12月12日“访县长，叙谈二小时”；12月17日“应县长之召，与刘君趋访”……两人所谈主题即是孤儿院的运行，张泰荣对所谈内容想必是满意的。在17日谈话后兴冲冲记曰：“院事既承政府指示，须积极负责，系原吾等本意。今已认清立场，可大胆放手，更加努力做去，总之为人民服务也。”

    在此期间，张泰荣继续为孤儿院事业不遗余力奔走上海募捐。张泰荣内心充满了美好的期盼。他在10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报载政协已闭幕，中央人民政府已成立。从此由政府领导。全国上下向建设新中国迈进，无限期望世界和平。”在新的形势下，他对自己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在1949年的最后一天，他用日记勉励自己：“解放迄今已七月有奇，思想进步多少，行动有否改变，应作详细检讨，以免来兹。”

    1952年10月16日，孤儿院与奉化救济院并入奉化县人民生产教养院，隶属县人民政府民政科管理，张泰荣被任命为副院长。在当天的日记里记曰：“今全部财产移交教育机构，培植工农子弟，同为国家建设，精神不灭，感触之余，引为自慰也。”

    从此，奉化孤儿院完成历史使命。张泰荣以一路风尘奉献事业、一腔热忱服务桑梓、一生辛劳造福社会的步态迈入新社会。（照片由奉化区档案馆提供） 

    宁波出版社出版的《张泰荣日记》

    张泰荣日记原件

    作者后记

    读着《张泰荣日记》，我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

    张泰荣先生在日记中写到的“钧儿”曾是我的同事。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又有幸见证了他二女儿张复懿女士专程从上海来奉捐献这35册日记。后来，我常常从单位的书架上取下这些发黄的、以毛笔书写的日记原件阅读，从中了解到当时社会的动荡与变革，以及经济、文化、教育、慈善、风土人情，甚至气候变化等种种情形，也欣赏了张泰荣的书法艺术。几年前，我又参与了日记出版的评估……我甚至想，要不是积劳成疾，张泰荣先生一定不会早逝于改革开放前夕的1977年，应该会更加长寿。那么，他一定会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发展、进步、繁荣而倍感欣喜；我也有可能和他相遇，有机会聆听他经历的风雨沧桑，尤其是1949年那段平凡中又显不平凡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