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泳教练向小学生讲解游泳时的安全注意事项，并演示了遇到危险时开展自救和互救的方法。

宁波消防员走进幼儿园，引导小朋友进行躲避和逃生演练，提升幼儿的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白鹤派出所民警在镇安小学举办“防治校园欺凌”普法安全课，并现场演示简单可行的自卫防身术。

制图 韩立萍

    本版摄影 丁安

    记者 黄合

    9月，是开学的日子。经过一个假期的休整，孩子们背上书包重返校园，迈入新的学期，开始新的学业。

    对于孩子来说，除了基于课本知识的课程教育以外，是否还需要一些人文视角的关怀？就在这个时候，“生命教育”这个名词进入了大众视野。

    回归人性 给生命本身以尊重

    “生命教育”，听上去这么玄乎，具体指的是什么呢？4年前，新手妈妈语燕在给宝宝报名参加早教班时，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名词。

    那天，培训机构从台湾请来了培训师，几十分钟的讲解听下来，虽然她还有些懵懵懂懂，但心里大概有了概念：要让孩子从小学会尊重生命、理解生命，在成长中实现自我生命的最大价值。

    “和我们平常的教育理念相比，感觉还是有挺大的不同。比如，我们总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和别人的竞争中，千万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但生命教育更强调让每个孩子都成为‘我自己’，更关乎人的本性和价值。”语燕说。

    其实，生命教育这个概念本是个“舶来品”。上世纪60年代，就有美国的学者出版了《生命教育》专著，指出教育的真谛在于关注人的生长发育与生命健康。随后，日本、英国和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的一些学术团体纷纷跟进，倡导生命教育的研究与实践。

    “生命教育的兴起和该地区所处的发展阶段息息相关。当物质文明积累到一定程度，精神层面的需求就会凸显出来，一些精神层面的问题也会爆发。可以说，对生命本身的重视，对心理健康的关注，和这个地区的文明程度和社会理念密不可分。”宁波市康宁医院党委书记、宁波大学医学院博士生导师胡珍玉说。

    市教科所心理室主任史耀芳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关注这一领域。虽说生命教育在我国并没有像日本那样被列入教育大纲，但上海、北京等地也陆续从那时开始试点，从安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危机干预等方面着手进行。

    2002年，教育部制定了《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推进心理健康教育进校园，目前我市中小学都建立了自己的心理咨询室，配备了专兼职心理教师，明确了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负责人。与此同时，不少学校和老师也陆续进行了生命教育的研究与实践，有意识地在学科教学中将知识点和生命教育关联起来，帮助孩子们更好地树立自我保护、自尊自爱的意识。

    “一些学校也进行了生命教育实践的各种探索，带着孩子到产房感受生命诞生的辛苦、到殡仪馆感受生命逝去的分量，记录小鸡从破壳而出到长大的全过程。根据学校与学生的不同特点进行的这些尝试，具有积极意义，我们要加以引导和鼓励。”史耀芳说。

    胡珍玉告诉记者，虽说生命教育目前没有得到系统推进，但是教育的本质就是生命教育，“要教会青少年尊重生命，了解生命的意义和宝贵之处，同时也要让他们学会保护自己，让自己不受伤害，也不能随意放弃生命。”

    蓦然回首 生命中难以承受之“轻”

    今年，是“90后”米雪（化名）参加工作的第7个年头。她在宁波一所初中任教，除了学科领域的教学任务外，担任班主任的那3年令她感觉“苦不堪言”。

    一个班级，35个孩子，都是小学阶段各个学校的佼佼者，但同时也承受了比普通孩子更多的期待和压力。“我们班上的孩子都在校外补课，有的学生甚至同时报了3个不同的奥数班。从早到晚，孩子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喘息的工夫，除了学习就是学习。”说到这里，米雪的言语中满是心疼。

    这份巨大的压力，一方面来自课业。近年来，虽说素质教育被反复强调，但现实中人多、资源少、竞争激烈，所有家长都拼命想把孩子推到更高的阶层，这种来自社会的焦躁也传导到孩子这里。有些过去如“众星拱月”般被呵护的孩子，在如今的班级里可能已经“泯然众人”，心理容易崩溃。

    另外的压力则来自家庭。米雪说，自己班上曾经有个特别乖巧的学生，却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甚至出现幻听，了解之后才知道原因出在家庭。因为父母关系破裂，这个内向的孩子无法承受突如其来的“暴击”，又找不到倾诉对象，长此以往得了抑郁症。

    “从我的经验来看，生命教育很有必要。青春期的孩子平时解压主要通过打游戏、看言情小说，他们虽然内心非常丰富，但不愿意让成年人进入，遇到事情更愿意和同龄人沟通，容易走极端。”米雪说。

    对此，胡珍玉深有同感。从生理和心理角度分析，青少年的心智还不够成熟，最大的特点就是比较冲动，模仿能力强，但自控能力和判断能力不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容易导致孩子在激情之下做出一些自我伤害的行为，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胡珍玉说，在日常门诊中经常会碰到类似的案例，当孩子遇到挫折或者出现抑郁情绪时，家长一如既往地高标准严要求，不看过程和孩子付出的努力，只看结果，令孩子产生强烈的挫败感，个别孩子还会出现“做人没意思”之类的情绪。

    “我国古代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说法，但如今的青少年似乎对生命缺少必要的珍爱和敬畏。”史耀芳表示，市教科所课题组去学校做调研时，发现一些青少年中间流行的说法是“怕苦怕累不怕死”，特别是最近几年，我省青少年群体发生的恶性事件，十有八九和心理原因有关。

    在他看来，目前整个社会的教育生态环境不够理想，孩子的课余时间要么在培训机构，要么是在去上课的路上，“家长要求孩子拼命读书，拿到好文凭找到好工作。但也是因为如此，读书成了一件让人不那么开心的事，让青少年产生厌学情绪。”

    多方参与 呵护孩子健康成长

    面对生命教育这块“短板”，该如何为孩子们补上这一课？

    显然，答案并不仅仅在于学校，或者家庭，或者孩子本身，而是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关注、携手推进；不能把“分数”作为衡量孩子的首要或者唯一标准，而是要转变教育观念、更新教育方法，使我们的孩子幸福生活，健康成长。

    在米雪看来，学校现有的心理课程开发还不够，虽说隔一个星期有一节类似的课程，但没有得到所有孩子的认可和喜欢。另外，从班主任的角度来说，平时需要备课、改作业，还有一堆班级琐事需要处理，确实分身乏术，很难兼顾到每个学生的心理需求。

    “在现有的学科体系、升学压力下，要单列一门生命教育课程并不现实。但学校可以通过专人专职的方式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由心理专业老师做这项工作，而不是由班主任身兼数职、疲于应付。”米雪说。

    与此同时，家庭作为孩子成长环境中的重要一环也不容忽视。不少被采访对象表示，家长是否有足够的技巧和孩子沟通、耐心处理亲子问题，对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同样非常重要。

    “目前，相当多的家长确实只盯着成绩，对待孩子的方式也经常处于‘宠溺’和‘打骂’两个极端。有的直接把孩子的管教推给老师，有的则因为忙碌对孩子疏于陪伴，久而久之，亲子问题与矛盾越来越突出。”史耀芳说。

    近年来，青少年群体中的恶性事件，大多发生在双休日，发生地大多集中在住宅小区内。究其原因，是家长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不注重方式方法，矛盾的触发点往往是孩子玩手机打游戏看电视不做作业等平常小事，随后双方“战事”不断升级，最终产生难以挽回的后果。

    “不仅仅是教师，家长也需要对孩子进行生命教育，把‘学会和青少年沟通’作为自己的必备技能。”史耀芳倡议学校设置“家长学校学分制”，让广大学生家长学习青少年的发展特点、亲子关系处理技巧等，只有听满讲座、修够学分，才能与孩子一起“毕业”。

    胡珍玉也表示，除了家庭和学校，文明办、关工委、共青团、教育系统、卫生系统等政府部门和群团组织，都应该参与其中进行正面引导，将生命教育纳入对青少年的平时教育，多倾听，多表扬，帮助他们走出困境，形成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生命更有意义。

    “成长的道路很长，孩子需要慢慢呵护。每个人都会遇到挫折磨难，都是在克服困难中不断成熟的，要让孩子学会面对困难、面对挫折，让自己得到成长，变成更好的自己。”胡珍玉说。

    各地生命教育的实践

    在美国，生命教育起初是以死亡教育的形式出现的，通过死亡教育让孩子树立正确的生死观，以正确的态度对待生命，追求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中小学校的生命教育基本普及。

    在日本，1989年修改的新《教学大纲》中，针对青少年人群中自杀、欺侮、杀人、破坏环境、浪费等现象日益严重的现实，明确提出以尊重人的精神和对生命的敬畏来定位道德教育的目标，帮助青少年认识生命的美好和重要。

    在中国台湾，生命教育最早由民间团体于1976年从日本引入。1997年，当地组织有关专家制订《生命教育实施计划》，设计生命教育课程，编写教材，培训师资等。进入21世纪后，台湾地区的生命教育不断完整成熟，目前已成为当地新的教育门类。

    在中国香港，2002年12月成立了生命教育中心，以社区和中小学校为阵地开展生命教育，学校、媒体和非政府机构成为生命教育的主要力量。（黄合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