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 （蔡毅 篆刻）

    初心的践行者

    “我有养老金，衣食无忧。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我有生之年，推广节能刀具，为国家建设尽绵薄之力，是我最佳的选择。”

    沈长根 

    在宁波颐乐园门口，常见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肩担雨伞，柄挑小包，负背而行，步履匆匆地进出大门。不时有人向老人招呼：“朱老啊，今天去哪贡献呀？”老人呵呵一笑，今天答“去海天集团”，明天说“在第二技师学院”……有人靠近老人的耳畔说：“您老92岁高龄了，别奔忙了。”老人一脸认真：“我的技术还没推广到位呢，我心不安，焦急呀!”

    推广什么技术让老人如此焦急不安？老人打开宁波市经济委员会早在2007年颁发的文件：《关于推广应用“硬质合金机夹铣刀片重复利用”节材节能技术的通知》。这个由朱德能发明的节能刀片技术，倾注着他几十年的心血。

    老人有个显赫的荣誉——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浙江省劳动模范。宁波解放之初，朱德能进入公营宁波铁工厂（宁波动力机厂前身）当了一名车工，看到每天工作的机床蒙着厚厚一层铁末子油污渍，既碍工作，又损机床，他很是心疼。如何清除铁末油渍？可否做个防护罩？朱德能痴痴地琢磨起来。工余时，他拿来纸片、布料、铅皮等材料拼拼接接，一天两天，一月两月，失败接着失败。一次，在路上看见有人拉手风琴，突发灵感：手风琴折叠风箱——伸缩自如的结构，不正可以用到机床防护罩上吗？又是无数次试制，朱德能终以孜孜不倦的工匠之心，发明了机床防护罩，不但提高了效能，还延长了机床寿命。消息传开，市长葛仲昌到厂里召开现场会，《人民日报》《工人日报》《浙江日报》等做了报道，全国总工会号召在全国推广该技术。为此，朱德能被称为“革新能手”，荣获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浙江省劳动模范。

    在鲜红的党旗下，朱德能庄重地举起了右手。他铿锵地对人们说：“我13岁父母双亡，过着非人生活。现在，工人是国家的主人翁，我要为祖国四化建设尽心尽力尽责。”朴素的语言，纯真的初心。

    1958年，宁波动力机厂提出向上海柴油机厂学习，用两年时间改造完成“汽缸配套六大件”生产项目。30岁的朱德能主动向厂里请缨：我用两个月攻克。说干就干，他反复研究上海柴油机厂的制造流程，增添和改造本厂相应设备，使原来的手工操作全部实现了机械化。仅用了50天时间，柴油机的月产量从100台提高到500台。

    1973年，全国先进班组组长马恒昌来宁波传经，提出一个问题，“车工好做刀难磨”。说者随口，听者挂心，朱德能把解决这一难题作为己任。车工出身的朱德能深知车工磨刀是门技术活，难在掌握要点。他组织了宁波市先进技术刀具推广队，到全市各厂推广，举办讲座，解决难题。宁波拖拉机厂加工的一批汽车零部件，因淬火不当面临报废，采用老朱推广的刀具加工后起死回生；宁波锁厂生产锁具因对不准商标孔和锁芯孔而频出废品，在老朱的指导下，使用新的刀具、新的技术，质量立马提高，全部符合标准。

    继而，朱德能潜心研究“硬质合金机夹铣刀片修复技术”，这成了他倾注毕生精力的事业，超越了他的退休年龄，直至今天。

    1998年，朱德能退休后，一头扎进宁波塑机行业老大海天集团继续他的刀具革新。那时，老朱家住城西关爱小区，而海天集团在城东的北仑，去一趟要转三次公交车，花费两小时。他早晨7时从家出发，9时到厂，晚上摸黑回家。春夏秋冬，风霜雨雪，老朱像一名新进厂的员工，一干又是15个年头。与正式员工不同的是，朱德能不拿一分报酬，每年还自掏车费和材料损耗费8000多元。这在他看来是理所当然的。“我有养老金，衣食无忧。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我有生之年，推广节能刀具，为国家建设尽绵薄之力，是我最佳的选择。”就这样，历经20余年探索实践，匠心独运，2002年，朱德能又发明了“铣刀修复技术”。海天集团这样评价朱德能的成果：“机械加工企业普遍使用的16立铣刀片，市场售价每片近18元，经老朱及推广基地研制，现在只需7元一片；钨钢铣刀，每支进口价1900元，现在只需770元，而且使用坏了可反复修磨4次，成本只需85元。海天集团年使用刀片12万片，可节约成本200万元以上。”

    在推广会上，朱德能向与会者历数“节能刀片”的五大好处：节约稀缺的合金资源；降低企业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和产量；延长机床使用寿命；节约能源，减少污染。当时，宁波有70多家企业应用这项“铣刀修复技术”，每月使用刀片10万片以上，一年可降低成本2000多万元。如果，这项技术在全省、全国推广应用，将产生多么巨大的经济效益呀！为此，2008年，81岁的朱德能荣获“海峡两岸职工创新成果金奖”。

    如今，“推广应用节能刀片”成了老人的最大心愿。他逢人便说：“随着老一辈车工退休，年轻的车工不懂技术，又嫌修复麻烦，刀刃缺损一丢了之，那是多大的浪费呀！”令老朱欣慰的是，2014年，宁波第二技师学院成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德能工作室”，宁波市经信委和第二技师学院编制的《机夹刀具刃磨培训教程》，封面上赫然写着编审主任朱德能。“德能工作室”招收、培训全市车工，朱德能又多了个用武之地。

    在朱德能收获的一大堆奖状、奖杯、证书中，去年新增了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他作为封面二号人物的厚厚一本《聚焦·40周年》。今年，朱德能又收到“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辉煌70年》封面人物通知函”。这位一头银发、神态憨厚而坚毅的鲐背老人，至今仍是人们心目中的热点人物。

    有道是“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朱德能是个始终如一的践行者。

   父亲和共和国同龄

   潮起潮落，企业和个人都被时代推着前进。其实，父亲的人生经历，就是共和国历史的一部分。

    仇赤斌 

    父亲和共和国同龄。

    他出生于1949年11月23日，农历十月初三。那一年，罗家漕村还有两个男孩出生，长大后他们都被称为“解放青年”。

    因为家贫，父亲读了6年书就辍学了，其实他的学习成绩非常好。1962年，他回村时还干不了重活，先是当了3年的放牛娃。当年满16周岁时，尽管身体还很弱，就下地干活了。一开始，他是四级劳力，工分只有壮劳力的四成。

    如果一个家庭人口多，劳力又不够，粮食不够吃，只好向大队里借粮，经年累月入不敷出，就超支了。我家就出现过这个情况。爷爷以前是窑工，不会干农活，奶奶干活也一般，却有四个孩子。只有让父亲早点务农，慢慢弥补这个亏空。父亲成年后，这种状况才逐渐扭转，因为父亲干农活样样精通。我记得他插秧又快又齐，割稻也快，我和姐姐望尘莫及。

    父亲和母亲于1970年1月结婚，明年将是他们结婚50周年了。姐姐出生于1971年，两年后我出世。

    1980年，家里买了第一辆自行车，是长春产的梅花鹿牌，28英寸的重磅大车。父亲从宁波市区的百货商场买来，花了100多元钱，那时他骑车技术还不精，20多公里的回家路，他骑了3个多小时。这车非常结实，车后座位架上可以坐人、放东西，载重几百斤没有一点问题。出行时，爸爸骑车，妈妈抱着姐姐坐在后架上。我坐在前面的横梁上，手抓着车把，只能斜着坐，坐久了屁股疼，遇到路上颠簸处尤甚。我学车也用的这辆大车，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最初，我只能掏腿骑，熟练后才敢上横杠，坐在车垫上是不可能的，只能跨着横梁大杠，左右摇摆地扭着屁股，曲折前行。几年后，姐姐买了一辆上海产的凤凰牌自行车，26英寸，漂亮轻巧很多，我想借用，她总是不太愿意。

    两年后的1982年，在我和姐姐的不断叨叨下，父亲买了一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金星牌，花了200多元。那天，父亲带着母亲，骑着梅花鹿自行车，去了江口的物资交流会，回来时后架上载了电视机，母亲就只能走路回家了。那时甬临线还是砂石路，父亲怕电视机震坏了，不敢骑，一直推着自行车走，近10公里路，夫妻俩是走回来的。这是我家附近的第一台电视机，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小伙伴们纷纷来我家观看。

    我家住的是祖传的老屋，开始只有一间。老房子朝西，冬冷夏热，隔音也差。父亲一直在默默努力，准备建新房。新地基是我读初中那一年打好的，选址在下窑头，是我家种菜的自留地。地基打好后，放置了一年。垫地基和场地，是我和父亲一起完成的。一有空闲，我们二人就去村里村外寻找别人不要的碎砖或建筑垃圾，用手拉车或翻斗车去拉，很辛苦。1986年10月，泥瓦匠们干了7天后，准备上梁。那时，我读初二，主梁上“紫气东来”四个字是我写的，这是父亲的意思。上梁那天热闹非凡，先放鞭炮，我稳住紧张的情绪，爬到主梁上，在上面大把大把地扔馒头。以前我都是站在下面抢别人家的上梁馒头，而那次是我扔、别人捡，颇有扬眉吐气之感。

    1976年起，父亲担任了大队的会计。1984年12月，父亲成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一年后转正，乡里让父亲当了村党支部书记。但父亲只当了两年的村支书，1988年他被调到乡办企业宁峰服装厂当会计。厂里生产西服、中山装和夹克衫等，西服打入过上海市场，和上海华联商厦建立了关系。服装厂后来转制，我姐的初中同学——能儿姐夫妻俩买下了这家厂。还是做服装，只不过改做外贸业务，厂名改为宁波雅克服饰公司，有自营出口权。雅克公司的账务不多，一直没有专职会计，后来请父亲兼职做账，工资加年终奖，父亲约有2万元收入。世事变幻，兜兜转转，父亲始终和这家厂保持着联系。

    1993年2月，父亲应邀到宁峰砖瓦厂当会计，还兼党支部的支委。这是一家乡办集体企业，专门生产红砖。那几年，正逢建筑行业兴起，红砖销路不错，价格也一路飞涨，一块砖从0.17元涨到0.27元。因为效益好，这一年的年终奖，父亲拿到了1万多元，超过他全年工资的总和。1994年，国家对乡镇企业实行改制，宁峰砖瓦厂也在其中。经评估，砖瓦厂价值140万元，这家企业变成了私营企业。这一年的效益还是非常好，父亲的月工资才三四百元，年终奖却发了1.8万元。父亲在砖瓦厂提出了很多合理化建议，提高了生产效率，节省了成本。当时我正在青岛读大学，父亲每月给我的生活费比以前要宽裕很多。我攒了几个月，买了一台理光牌傻瓜相机。

    1997年，国内外经济形势不太好，建筑行业开始不景气，加上砖瓦厂老板不听父亲的劝告，经营上出现一些失误，砖头销路不畅。不要说奖金，父亲有近一年时间没拿到工资，他萌生了去意。1998年2月，同村的晓宇针织服装有限公司罗老板请父亲去做会计，罗老板在张家垫村34省道旁建了很大的厂房，业务拓展很快，也是一家出口企业。父亲就一直在这家公司上班，2009年退休后，继续被企业留用，这一干就是21年。

    20世纪90年代，是“短缺经济”时代。父亲那时四五十岁，年富力强。他一直就职于乡镇企业，见证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壮大和衰落。那些管理不规范、产品不对销的企业，渐渐被淘汰，而转型成规范企业的，继续生存和发展。

    潮起潮落，企业和个人都被时代推着前进。其实，父亲的人生经历，就是共和国历史的一部分。

    一九七九年的国庆征文

    我们认真学习了三中全会的公报，那种突然释放的激情，以及对未来无限的憧憬，需要宣泄，需要释放的出口。

    玫 玫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天，好像一下子晴了；地，好像一下子宽了；心，也一下子亮了。

    其实，那时我已经老大不小了，但全然不顾母亲的焦虑和催促，每天不绣花、不织毛衣，不为自己预备嫁妆，而是和大弟等一帮男孩子混在一起。在当时的“文青”中，大弟是个小有名气的诗人，他的诗作早已上了《浙江日报》等省、市的报纸杂志。而我是写散文的。

    我们认真学习了三中全会的公报，那种突然释放的激情，以及对未来无限的憧憬，需要宣泄，需要释放的出口。文学写作，便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镇文化站准备创刊《习作交流》，就是《侨乡文艺》的前身，大弟他们把这个任务承接了下来。我负责组稿、改稿，有时投上来的文稿，不能做修改的，干脆以作者的名义，重写一遍。文稿组成后，又找到学校一位搞后勤的老师，恳请他为我们刻钢板蜡纸。蜡纸刻好，印刷也是一场重头戏。我在工厂是车间主任，利用这个“特权”，每天下班后，大弟他们几个一起来到车间，把几张工作台拼起来，开始印刷。当时，用的是最落后的手工油印方法，费力，进度又慢。后来，我摸索出了门道，由我来印刷，大弟他们抽纸和装订，夜以继日地苦干，终于把一摞摞散发着油墨清香的《习作交流》交给文化站去发行，竟然大受欢迎，供不应求。可见，当时人们对文化的渴慕和热爱。

    《习作交流》创刊成功，大大鼓舞了我们的信心。恰在此时，从县文化馆传来好消息：在全县范围内举办庆祝新中国成立三十周年征文比赛，小说、散文、诗歌、曲艺等，形式不拘。当时，我们隶属镇海县。

    大家兴高采烈，人人欲试身手。大弟准备写诗，其他人有写散文的，有写故事的，我想写篇小说试试。但我之前从来没写过小说，实感为难。大弟他们热情鼓励我，为我打气。当时，我每天需加班很晚才能回家，回家后，马上伏案疾书。万籁俱寂，心里充满激情，文思泉涌。

    我写的小说的题目叫《抉择》。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江南姑娘，青梅竹马的男友因突遭家庭变故下落不明，姑娘伤心欲绝，支边去了北大荒。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姑娘渐渐把伤口抚平，身边有了个由同情而引发感情的东北人连长。丧偶的连长，带着可爱的小女儿，生活艰辛。连长因坚持正义不向邪恶屈服，锒铛入狱之时，姑娘毅然担负起了连长小女儿“母亲”的角色。但就在这时，母亲来了电报，要她速回家乡，原来初恋的男友因父母平反昭雪，回到了家乡，执意要见她。她牵着小女孩的手，陷入进退两难之中，该怎么选择……我写了一万多字，因时间紧张，来不及修改，就交上去了。初选入围。当时，这属于题材新颖、很吸引人的一篇小说。文化馆破例请语文老师出身的文教局长审阅。严谨的老局长，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在文稿纸的空白处纠错，另写了一大张审阅意见。

    县文化馆为这次国庆征文入围作品召开了为期五天的作品加工会。通知发到厂里，当时生产任务紧，我感到很为难。想不到，没多少文化的老厂长爽气地一挥手：去！五天就五天。你得奖了，也让我们这个小厂扬扬名。改革开放了，真好！这种写写文章的事，上面也这么重视。

    与会者中，我是唯一的年轻姑娘，由一个文教局来的女老师陪同住一个房间，她无微不至地照顾我。

    我把作品仔细地誊写清楚后，交由大家讨论。那时，我还没经历过爱情，文章中一大段一大段描写女主人公即将和初恋男友见面时的矛盾复杂的心情，简单潦草不可信。与会者的反对意见听得我心绪烦乱，感到无从修改。于是我直截了当地说：我不会改写了。

    主持会议的李蔚波老师（后任宁波市曲协主席）见我有畏难情绪，特地来到我的房间，耐心地给我讲古今中外感人的爱情故事，并进行分析。那时，市面上少有关于爱情描写的书籍，我的阅读十分有限。

    时隔40年，我仍清楚地记得，李老师虽讲了许多，我仍感茫然。他就问我：梁山伯祝英台，知道吗？我点点头。《楼台会》会唱吗？从母亲口中，略有所闻。李老师就站起来，摆上了祝英台的造型，说，“祝英台在楼台上即将见到久别重逢又日思夜想的梁山伯，她是有喜有悲：喜的是今日与他重相会，悲的是美满姻缘两拆开。为什么呢？因为爹爹已将她另许他人。”李老师熟练地把祝英台的一段段唱词，声情并茂地背了下来。我敬佩得说不出一句话，同房间的女老师也默默地聆听。

    李老师又启发我：“你所要描写的女主人公的心理，一波三折、悲喜交集、欲迎还拒，与祝英台有相似之处。但你文中的姑娘，没有家人来逼她，而是出于自己的矛盾心理，描写的难度更大，你要有信心和耐心。”

    李老师平和睿智的语言，如一束阳光，照亮了我心房；如一股清流，涤荡了我一直乱糟糟的思绪。我豁然开朗，对李老师说：“我会抓紧时间，好好修改的。”

    修改后的作品，受到了李老师和文友们的认同和好评，最后，被评为征文一等奖，并刊登在当时的县刊《招宝山》上。其实，这是一篇凝聚着集体智慧的作品，当人们纷纷向我祝贺道喜时，我感到惭愧。当然，1979年国庆征文写作的成功，也使自己对今后的创作有了更大的热情和信心。40年来，我牢记着李老师对我的谆谆教诲，一直没有懈怠和退缩。

    会说话的匣子

    那个时代，因为收音机，偏远小岛上的少女与外面的世界产生了最初的联系，那无限广阔的天地令人心驰神往。

    虞 燕 

    幼时某天，父亲出海回来，捧来个方方正正的东西，前面三个旋钮，其中一个旋钮跟另一个离得较远，中间刻了些数字。转动旋钮，红色的指针像蛇一样在数字之间来回游走。那是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可把我稀罕的，摸了又摸，看了又看，恨不得晚上抱着睡。

    为什么在这个匣子后面塞两节电池，它就能发声了？我托着脑袋琢磨了好几天，无果，索性啥都不想了，只学着大人的样子调台。“嗞嗞嗞”一阵响，男声、女声、清脆的、低沉的、轻快的、磁性的……红针一路过去，各种声音纷纷涌入，满足得不得了。

    我兴冲冲地散播消息，说我家的匣子会唱歌。“呼啦啦”围过来一众小孩，眼睛和耳朵都使不过来。这说话唱歌的人究竟藏在哪儿？匣子就这么大，人怎么钻进去的？小孩们闹哄哄地，动用无限的想象力，抓耳挠腮亦无结论。

    唯有我知道并享受这“匣子”的好，我迷上了广播剧。那会儿，似乎单本广播剧不多，我听的都是广播连续剧，在每天的固定时间、固定频道，把自己固定在收音机旁。若一不小心错过，晚上铁定得听重播。一段日子后，觉得听一个台不过瘾，耐着性子一个频道一个频道找，终有所获。母亲啧啧称奇，“这小人啊，跟收音机粘一块了。”大概就是从那时起，闹腾的我竟文静起来了。

    广播剧未必全听得明白，但这不影响我沉浸其中。配乐随着剧情波澜起伏、动人心魄，配音演员感情真挚充沛，让人一忽儿身临其境，一忽儿如梦似幻，奇妙如斯，欲罢不能。直至今日，回想起《雷雨》里反复出现的雷声，仍觉心悸。雷声和音乐，极大地渲染了悲剧氛围。另有一事，想来甚怪，听完《穆斯林的葬礼》后的许多年里，一看到或一想到跟《穆斯林的葬礼》有关的，标准普通话、混着乡音的普通话、英文、上海话簇拥着跑出来，那是北大英语系宿舍里韩新月等四个女孩的日常。不禁要怀疑，我的耳朵是不是曾有过录音功能。

    我第一次走进颇有规模的书店是在少女时代，《雷雨》和《穆斯林的葬礼》等正倚在书架上等我，那是久别重逢的老友啊，我必须带她们回家，对望，叙旧，谈心。

    每逢台风天，母亲面色凝重，我和弟弟亦屏息敛声，娘仨巴巴地围住收音机，播音员声音缓慢、庄重，每句重复两遍，“台风紧急警报，台风紧急警报……”字字似渔网上的铁坠子，拖着我们的心往下沉，往下沉。父亲所在的渔船，有没有提前靠岸？若没有，在苍茫大海里是否安好？通信不发达的年代，我们惊惶的牵挂送不过去，只能一遍又一遍地收听天气预报。守着收音机，如同守着慰藉和信念。

    我把这种提心吊胆和对父亲的深切牵挂，写成了文字。方格稿纸上一笔一画，工工整整三大张，而后，装进素雅的信封，寄往广播电台。那个渐渐长大的我，渴望倾诉，渴望与外界交流，对互动类的广播节目上了心。尤爱东方广播电台的“梦晓时间”，节目开头，轻柔的音乐伴着叽叽喳喳的鸟叫声，恍若从梦里飘过来，由远及近，从混沌到清晰，青春逼人的男女主持一开口，世界豁然明亮美好起来，清新而温暖。

    那个时代，因为收音机，偏远小岛上的少女与外面的世界产生了最初的联系，那无限广阔的天地令人心驰神往。我从新奇、憧憬到达观、奋勉，甚觉未来可期。

    几乎要认为，当年那个会说话的匣子，于潜移默化中改变了我的人生。谁知道呢！

    从算盘到键盘

    “想当年，信用社只有一间小屋，一个人既做主任又办信贷，既是会计又是出纳，带着一把算盘，风里来雨里去。现在啊，真是个好时代！”

    陈 峰 

    一位大爷办完业务后，站在大厅里，笑眯眯地对旁人说，“哎呀，现在信用社的服务真是好啊，一声一声大爷叫起来，骨头都酥了。再看看这里的环境，金碧辉煌，太气派了。”大爷拧开保温杯，喝了口茶，盖上。旁边一位妇女看着他，连声称是，“信用社，阿拉自家的银行嘛。”一位年轻人走过来，“大爷，现在叫农商行，不叫信用社了。”大爷接过话头，“几十年都这么叫，叫惯了。想当年，信用社只有一间小屋，一个人既做主任又办信贷，既是会计又是出纳，带着一把算盘，风里来雨里去。现在啊，真是个好时代！”

    旁边的妇女好奇地瞧瞧他，大爷得意起来，话在空气中飘着，却掷地有声：“我呀，1955年就进信用社了，恐怕那时你还没出生哩。”

    哈哈，是啊，这变化真是改天换地呢。这不，依托大数据和移动互联技术，农商行最新推出一款为年轻人创业定制的线上秒贷业务，足不出户，用手机刷个人脸，贷款即时到账。这种事情，以前想都不敢想。

    真是不敢想。小时候，我经常央求妈妈带我去信用社。信用社是几间平房，我喜欢看叔叔阿姨们戴着袖套，打算盘，数钱，一双手像蝴蝶一样，看得人眼花缭乱。

    20世纪80年代末，我考进了信用社。记得第一天去上班，看着前辈们熟练地把算盘打得哗啦啦响，旁边是厚厚的一本本账册。戴眼镜的老主任交给我一把算盘、一沓点钞纸和一本写阿拉伯数字的本子，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信用社有三铁，铁账、铁算盘、铁信誉。算盘，以后就是你的文凭！”

    信用社工作最苦的一天是造年报，所有的账务要在一个晚上靠一把算盘来平掉。比如说，各个门类的储蓄卡片账加起来与总账核对，要相符。再比如说，各个门类的单位账户加起来与总账也要相符。差一分不行，差一厘不行，要三眼对平。

    这一个晚上，会计特别辛苦，会计平大账，小账归我们几个出纳员和记账员平。这一天晚上，主任收起平时不苟言笑的脸，待每个人都和和气气，像一家之主。我们个顶个保持头脑清醒，一会儿算账，一会儿对账，从出纳柜走到会计柜，从信贷室走到主任室。

    天快亮的时候，主任终于摘下袖套，迈着轻松的步伐，过来跟我们说：“今年收成不错，你们的嫁妆钱有了。快去睡觉吧，一早还要上班。”

    20世纪90年代初，电脑进入各专业银行。不久，信用社也引进了电脑，我们接到任务，晚上加班，练习电脑打字。接着，每个柜员办理业务不再是一把算盘，而是一台小型台式电脑。我们的脑子里装着五笔字型口诀，“王旁青头戋五一，土士二干十寸雨”，隔三岔五举行技术比武。以前用算盘，现在是键盘，电脑录入百张传票，电脑打字，手工点钞也换成了机器点钞。

    电脑把我们的双手从算盘中解放出来了。记得以前每十天就要翻打一遍储蓄余额，几千户的活期与定期储蓄存款账册，面额小，户数多，拨错一个算盘珠子便前功尽弃，工作量之庞杂是现在的新员工无法想象的。还有每天晚上的轧账，由于是手工记账，工作忙碌时难免出错，有时仅仅是一分、两分钱的差错，导致每个人都要陪着“开夜工”。

    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有了电脑一切变得便捷，算利息，只要在键盘上输入存单账号，利息会主动跳出来，不会再有一丝差错。每天下班前轧账，只需在键盘上轻松地按几下，便一切搞定，即使有差错，电脑上也查得到。造年报更是省事，用不着每个人都加班，也用不着通宵达旦。电脑一下子替代了使用千百年的算盘，真是不可思议。渐渐地，随着电脑系统的升级，通存通兑、异地取款、电子汇兑、借记卡、丰收卡，这一切像潮水一样涌进千家万户。

    开卡、理财、基金、查询、打印明细、挂失、转账等，除现金业务外，自助银行涵盖了柜面的大部分业务。还有大堂经理在一旁恭候着，随时为你服务。遇到不会操作的，他轻声细语引导你怎么做。柜员们则穿着统一的制服，面带微笑，“你好”“再见”“慢走”，让你过了一把“上帝”的瘾。据说，不久后还会有机器人萌萌地站在你面前，对你言听计从。

    时代的变化真的是翻天覆地，现在银行就住在我们的手机里。吃饭、购物、旅游，凡是用到现金的地方，一部手机都能解决，手机绑定了我们的银行卡。

    在电脑普及前，曾经让人“拳不离手”的算盘，就像冷兵器时代的刀枪剑戟，伴随着一代又一代农信人，度过多少峥嵘岁月。如今，键盘取代了算盘，金库就在计算机里，钞票就在数据库中，过去办一笔业务需要几分钟十几分钟，如今几十秒搞定。自助银行、夜间银行等遍布城市的每个角落，网上银行、电话银行、自助终端早已被人所接受。在当下，不止农信社，每家银行都步入了全新的智能化时代。

    三个难忘的“9”年

    神州处处皆热土，电力行业日新月异，电力人的“小目标”与强国梦的“大图景”交相辉映。

    年 越 

    我是一名90后，是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长大的一代。回眸岁月是风景，转眼光阴成故事。伴随着波澜壮阔的时代变革，我从少年到青年，经历了三个难忘的“9”年。

    1999年 烟花与烛光

    那一年国内发生了许多大事要事，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阅兵式、央行发行了第五套人民币、我国首次举办了世界体操锦标赛……而在东北小城一个9岁孩子的眼里，最欢乐的莫过于庆祝澳门回归的盛大活动。从市政府到火车站的一条主干路，成了万众欢腾的步行街，市民们挥舞着手中的小旗，学生们唱着《七子之歌》，仿佛元宵节逛花灯般热闹。白雪掩映下，万千礼花腾空绽放，璀璨的光芒将夜空照亮，也将我心中的拳拳爱国之心点燃。9岁的我，第一次为祖国的繁荣昌盛感到自豪。

    与漫天烟花的绚烂夺目相比，童年记忆中的另一幅画面却显得有些黯淡。我时常想起那样的夜晚，在烛光摇曳的老屋中，爷爷给我讲故事。小时候，家乡总是停电，蜡烛成了家家户户的必备品。每当灯光骤熄，星星点点的烛光像极了黑夜的眼睛，眨着眨着，整座城市沉沉睡去。停电的夜晚，是鲜有娱乐的，而越是节假日，越有可能停电。每年回乡过除夕的表妹一家，更是许多年没能看上春晚。

    也许，那些年东北小城的电力紧缺窘境，是全国的一个缩影；也许，就是从那时起，一颗小小的火种落到了我的心里。我想成为一名电力人，我想灯火比烟花璀璨，我想夜晚永远有光明。

    2009年 歌声与书声

    时光像是和我一同坐上了崭新的动车组，一路向前。那一年，我19岁，读华北电力大学不久，常常在家乡与北京间往返。动车组在华北平原上飞驰，车窗外不时掠过巍峨的输电铁塔、高耸的风机，就像是美好生活的守护者。

    那一年，时逢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大阅兵，我们作为高校学生代表参加了庆祝活动，走过天安门广场，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集训的日子格外难忘，每天早上6点，在校园广播欢快的旋律中醒来，《在希望的田野上》的歌声响彻整个校园，那是方阵训练的集结号。盛夏的北京，骄阳似火，即使隔着衣服，也晒得皮肤火辣辣疼。如今回想起来，一群青年学生晒得黝黑，穿着花衣服，专注地举着花环训练，那稚嫩的模样一定很动人。

    “我们的未来，在希望的田野上”，伴着歌声，我们激情豪迈地走过花团锦簇的长安街，走向知识的海洋，走向明媚的未来。

    也是在那一年，我在专业课上初识北仑电厂。500万千瓦的火电总装机容量位居国内首位，机组先进，效益一流……在教授的讲述中，一个声音在我心中越发响亮，我想去北仑看看。

    2019年 小家与大家

    时光的指针匆匆滑向2019年。这一年，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在宁波市北仑区有了自己的小家。我最喜欢那些天气晴好、略有微风的傍晚。如果倚窗而立，向着海的方向眺望，能看见四根烟囱在高楼林立的城市边缘若隐若现。那儿就是北仑电厂，是我工作的地方。

    这已是我工作的第四年。我还记得那些初见的小美好，第一次走进厂区的欣喜，第一次戴上安全帽的激动，第一次操作时的忐忑和第一次值夜班后的困倦。多少个不眠之夜，我在海边的升压站迎来日出，东方既白，白鹭翩跹飞舞，不远处，运煤船缓缓驶进码头。旭日将海水染成橘红，又在叽叽喳喳的鸟鸣声中倏地跳到输电铁塔上，刹那光芒万丈。这一刻，总是让我忘记了疲惫。

    忙中岁月不知年。又是一个春天，同事和我一起又种下一棵小树，花园电厂里添了新成员。而我也想像小树一样，深深地扎根在东海岸边的沃土中，努力地成长，早日成为电力大家庭里的有用之才。也许，每一个历久弥新的梦想，都会化作指引成长的光亮。如今，我每天戴着党徽出门，穿着工装回家，仿佛能看见年少时的梦想正在抽条展叶、开花结果。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这三个难忘的带“9”的年份中，神州处处皆热土，电力行业日新月异，电力人的“小目标”与强国梦的“大图景”交相辉映。而立之年的北仑电厂，正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向着世界一流的美好愿景勇往直前，为华东地区经济腾飞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而我，作为一名年轻的电力员工，已准备好沿着新时代的“路线图”逐梦奔跑。

    期待2029年，期待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