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暨市枫桥镇义工联合会的志愿者在枫桥镇陈家社区开展便民服务时合影（11月2日摄）。（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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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

    记者 邬焕庆 朱基钗 裘立华

    方问禹 俞 菀 李 平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作出明确部署。

    新华社记者近日在浙江基层采访，从一个个鲜活故事中，感受到之江大地勇立改革潮头，在实践中探索创新，强化党建引领、推进科技支撑、引导群众参与，谱写着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新篇章。

    党建引领：党员干部成为联系服务群众的中坚力量

    75岁的老党员沈珍寿，家住嘉兴市七星街道三家浜社区，他有一个特别的身份——联户党员，负责联系周边12户社区居民。

    “像老沈这样的联户党员，在我们社区共有169名，联系全社区1904户居民。他们可以随时向社区干部反映联系户的情况、诉求，还可以在社区每月5日定期召开的联户党员工作汇报会上提出问题建议。”三家浜社区党委书记王雪峰告诉记者。

    三家浜社区的做法，是构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新模式的一个缩影。

    据介绍，嘉兴市近年来深化新时代“网格连心、组团服务”工作，以居民小区和自然村落为基础单位，划分4379个地理信息网格，坚持把党支部建在网格上，全市12.6万名在职党员回社区报到亮身份，每名党员联系5至15户群众，落实群众代办事项必到、负面情绪必到、突发事情必到、矛盾纠纷必到、红白喜事必到“五必到”制度，党员干部成为联系服务群众的中坚力量。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不仅让党的工作做得更深更实更细，也打通了服务群众、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最后一公里。

    科技支撑：以信息化推动治理现代化

    深具互联网基因的杭州市，在构建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方面走在前列。

    在长庆街道，一套整合多个平台数据资源的社会治理综合服务系统“长庆微脑”，发挥着科学精细管理的作用。

    通过“长庆微脑”的出租房管理系统，全街道4270套出租房全部建立电子档案，根据安全隐患程度标注“红黄绿”三色，实现对每个租户的“靶向式”精确管理，系统运行近三年来，居民投诉量、刑事发案数均下降三成。

    在诸暨市，信息化也为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注入新动力。

    今年初，市民孙某在诸暨某医院做了右声带息肉切除手术产生不良反应，要求医院赔偿损失，医院却迟迟未答复。通过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ODR平台），他上传调解申请书及证据材料，并预约专职调解员。

    经过调解员调解，不到半个月，双方通过视频达成和解，医院当场支付2万元。

    群众参与：众人的事情众人商量

    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浙江在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方面也有不少创新探索。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乡贤参事会、红枫义警协会、乡风文明理事会、志愿服务队、邻里纠纷调解会、枫桥经验宣讲队、文艺宣传队、老年协会、“枫桥大妈”、退伍军人服务社……在诸暨市枫桥镇枫源村，一个个群众自治新载体，拓展着基层治理的新路径。

    近年来，桐乡市在全国率先探索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起覆盖全市211个村社的“一约两会三团”：即村规民约（社区公约），百姓议事会、乡贤参事会，百事服务团、法律服务团、道德评判团，“治”出了社会活力，“治”出了和谐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