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期的林汉达

林汉达著作《上下五千年》《中国历史故事集》等

林汉达手稿《三国故事新编》（1－4卷）

在美国获得的金钥匙

林汉达故居

    徐建成

    编者按

    林汉达出生于1900年2月17日，镇海人（今属慈溪龙山）。他是参加过开国大典的宁波籍人士，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开创者之一；他是重要的民主进步人士，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之一；他是《上下五千年》的作者，影响着几代人的童年成长。

    值此林汉达先生120周年诞辰之际，特刊此文。

    从《上下五千年》说起    

    今天，很多宁波人不甚了解林汉达，但是说起《上下五千年》这部优秀的少儿历史读物，很多人知道。林汉达就是这部书的原作者。《上下五千年》原本是林汉达一份未完成的遗稿，由于他过早离世，只写到了东汉以前的部分，没能实现他的全部写作计划。但林汉达留下了一个大纲，列出了重大事件、著名战役和著名人物等120则题目。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同是镇海人（今北仑柴桥）的曹余章（1924年-1996年）效仿林汉达的写作语言风格，续写完成了这部书。现如今，这部书的再版率仍很高，已成为儿童读物的一座丰碑，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

    于是，有不少人说林汉达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其实这是不对的。林汉达写《上下五千年》时，本意不是写给儿童的，而是为当时文化水平低、识字能力相对较弱的人民群众普及历史而写作的。他以唯物史观进行了一番“新语文的尝试和旧故事的整理”，包括他所编写的《中国历史故事集》（后来由雪岗续写完成），直白、通俗地讲述历史，告别艰深的文言文的传播状态。

    林汉达所写的历史故事，史书上都有记载，没有记载的，即便民间广为流传的，也绝不收入。他所写的历史故事都有教育意义，但尽量不发议论，少做分析。不过，古书中的某些观点，林先生以今日之世界观，结合历史人物与事件稍做合理的解释。最难得的是，这些历史故事读起来津津有味，达到了叙述史实性与故事生动性的有机统一，对于人们了解祖国历史、规范文字表述，“学习语文、学习作文都大有好处”。而这也正是身居高位、学至大家的林汉达，投入大量精力来做这样一件奠基性启蒙“小事”的初心与目的。

    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多了解一点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而历史故事仍是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内容，它对增强民族自尊心、传承爱国情怀与文化基因有着重要作用。

    一生与教育紧密相连

    林汉达的一生与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1949年之前，他长期在教育战线工作，曾经在小学、中学、大学任教，还担任了辽北省教育厅厅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担任燕京大学教务长，后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中央扫盲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副部长（分管民众教育）、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等职，为我国全民文化水平的提升做了大量的工作。林汉达的主要贡献，一是集中开展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扫盲工作，二是简化汉字，三是推广普通话。

    当时，百业待兴，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必须尽快扫除文盲，这也是林汉达最大的心愿。他看到国家贫困落后受欺凌的原因，与旧社会文盲太多有很大关系。1937年，林汉达赴美留学时所学的专业是民众教育，他的博士论文就是《中国民众教育的发展与中国文字改革的关系》。在论文中，他提出了扫除文盲的构想。1947年后，他在东北解放区工作时就已开始实践，自编了一套《新文字九日通》教材。扫盲班学员是清一色的一字不识的文盲。两周后，学员就可以自己读书看报，效果非常好。林汉达在自传中写道：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大事啊！

    1952年，受毛泽东主席的委任，林汉达满腔热忱、全力以赴地投身到大规模的扫盲工作中，推动全国文化夜校、冬校、民校蓬勃兴起。为使扫盲工作更加科学有效，林汉达决心研究语文改革，简化汉字。为此，他于1954年担任了《中国语文》杂志总编辑，发表了许多有关语言文字的研究论文，在简化汉字、正确使用简化字方面，顺应了时代的变迁、形意的传承和人民易学易写的需要。他也以自己的学识和文风，展露出非凡的国学功底与人格魅力。

    当时，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大融合，形成了各级人民代表履行职责、团结民主、共商国是的生动局面。在“书同文”的基础上，林汉达致力于实现“语同音”，大力推广普通话。他在《从人民代表大会看到全民族语言的发展》一文中，阐述了普通话的重要性，以实现文字口语化、语词规范化、语法精密化。现如今，规范的汉字、标准的普通话是生动讲好中国故事之根本，也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基石。

    才思俊逸的学子斗士

    林汉达出身于穷苦家庭，他是如何一步步成为学贯中西、遍知上下五千年的教育家、文化名家的？是读书改变了林汉达的命运。

    林汉达有着不幸的童年，祖父是文盲，父亲只读过一年的“雨书”。小时候的林汉达曾与别的穷小孩一起，拾起水面漂浮着的西瓜皮，开心地啃着带有少许红瓤的瓜皮；也曾在垃圾堆里挑拣地主家倒掉的桂圆核，甜滋滋地啄着仅剩的一丁点儿果肉。父亲是佃农，因为孩子多，欠下地主200多元高利贷，年年付利息，年年还不清。

    好在林汉达是个天资聪颖的“学霸”。他8岁上学时，替地主家扫院子、抱孩子、打杂差，赚取学膳费。同时还要帮助父亲下地干活，带管弟弟、妹妹们。白天没有时间读书，到了晚上，为了节省灯油，他经常在月光下读书。13岁那年，他被父亲送去做学徒。幸运的是，一位远房姑妈及时伸出了援助之手，把勤奋聪颖的林汉达送入了教会学校宁波崇信中学。中学毕业后，林汉达开始教书挣钱。21岁时，他通过勤工俭学挣来的钱，不仅替父亲还清了债，还决意报考上海圣约翰大学继续深造。不过，由于远房姑父（4年后成为他的岳父）的建议，他最终考取了杭州之江大学，展现了一名好学生不挑洋校也能成才的民族志气。

    后来林汉达赴美读博时，获得一枚金钥匙。这是留美学生获得的为数极少的奖赏，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也曾得到过。说起这枚金钥匙，还跟文化名家林语堂与他打官司有关。20世纪30年代，国内中学普遍采用的英语课本有三种：一是林语堂编的开明书店出版的本子，二是周越然编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本子，还有就是林汉达编的世界书局出版的本子。林汉达编的本子质量高、内容新，销路最广，林语堂觉得很失脸面，竟然打起官司，状告林汉达抄袭了他的本子。这场官司打了半年，林汉达获胜，由此名声大噪。不想，却引来一批挺林语堂留美派博士的嘲讽，说“林语堂是博士，是美国留学的，你是什么？”听到这番话后，压力变动力，林汉达于1936年冬申请赴美留学，就读科罗拉多州州立大学研究院，两年后攻取教育学博士学位。

    说他是斗士，另有一事值得一说。留美期间，有一天夜晚，学校放映了两部新闻短片。一部是反映日本生活的片子，影片中的日本人个个有文化，讲卫生，有礼貌，可谓文明之国。而另一部介绍的是中国人的生活状况，画面上出现的是拖辫子的男人和缠小脚的女人，落后野蛮、愚昧无知。强烈的对照，让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美国人明目张胆地把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美化为文明国家对落后国家的帮助和支援。林汉达火冒三丈，趁换片休息间隙，快步走上台去，面向观众激动而有力地揭露说：“今天放映这两部短片无疑是别有用心的！这分明是恶意的讽刺和诬蔑！中国人民一定会自己创建新的文明……想以此来为侵略战争辩护，这绝对办不到，中国人民不允许！美国人民也不允许！全世界人民都不会允许的……”台下掌声响起，支持林汉达的口号此起彼落。同学中的进步分子来找林汉达谈话，敬佩他挺身而出、捍卫民族尊严的行为。后来，林汉达才知道，他们是对外不公开的留美学生中的中共党员。他们还介绍林汉达参加了科州大学共产党支部的学习会，经常邀请做一些小范围的演讲。

    追寻真理的革命志士

    “敢为真理拼一死，誓将丹心献人民。”这是林汉达从事革命工作的光彩写照。1924年，林汉达以之江大学学生代表的身份，参加上海世界书局举办的全国大学英语比赛，演讲“战争与和平”，荣获了第一名，获得一枚金质奖章。4年后，林汉达进入世界书局工作，接触了不少社会主义书籍，在思想上同情革命。那时候白色恐怖猖狂，经常能听到有人被杀害，就像传记中叙述的：“对于当时的革命工作，叫他流汗，他很愿意，叫他流血，他还没有这个勇气。”于是，林汉达致力于英文的写作和教科书的编辑，想在著作方面求得个人的发展。

    但是到了1939年，林汉达目睹了民族危亡、国土沦陷，力图教育救国。同年秋，他谢绝美国大学的高薪聘请，回到上海，任职曾经就读的母校之江大学（抗战时期杭州沦陷，之江大学迁到上海），担任英语教授兼教育学教授，后为教育系主任、教务长，直至迎来抗日战争胜利。此时的林汉达，不仅是一位公认的语言大师、博学多才的教育家，更可贵的是，他胸怀坦荡、敢爱敢恨，与严景耀、雷洁琼、赵朴初等民主进步人士走在了一起，寻求民族解放。他爱憎分明，不畏强暴，能够做到像鲁迅先生那样“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1945年12月30日，林汉达与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爱麦虞限路（现为绍兴路）中国科学社，召开了第一次会员大会。从那时起，林汉达舍生取义，由教师转变为革命战士，他期盼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他几乎每天在各大学、中学、工厂、团体点演讲，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反对独裁，争取民主。林汉达的演讲深刻、生动、尖锐、泼辣，有强烈的鼓动性和说服力，令众多师生茅塞顿开，受到启发和教育。他帮助青年学子认清了形势，指明了人生的正确方向。1946年，在上海十万人的反内战大游行斗争中，林汉达担任“六·二三”反内战大会执行主席之一（另有王绍鏊、陶行知）。他在大会上慷慨陈词，遭到上海警局通缉。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保护与安排下，林汉达坐船离开了上海，奔赴东北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

    林汉达曾两次要求入党。第一次是在1946年的上海，他曾向当时领导上海民主运动的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张克约（后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提出过入党要求。第二次是在任辽北省教育厅厅长时，他曾向中共东北局主席林枫提出过入党要求。两位负责人都对他说：“你现在已经在做党的工作了，还是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做工作更为有利，做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林汉达后来参与了更多的党派工作，与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等一起参加了人民政协的筹备会，民主协商建国大业，并和雷洁琼一起参与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1949年9月21日，林汉达作为民进正式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林汉达亲身经历了庆祝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盛典。1956年，林汉达当选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中西贯通的绅士学者    

    青年时期的林汉达，可谓英俊潇洒的美男子。中晚年时期的林汉达，是儒雅的学者。1928年至1937年，他在世界书局工作的9年间，翻译完成了诸多西方文学作品，如《柴霍甫小说选》《欧洲二十七国小说选》《美人与兽》《天方夜谭》《新伊索寓言》《屠格涅夫散文诗（注释）》等23种。

    我是想走近林汉达先生，才去读他的译著《大卫·科波菲尔》的。这是19世纪英国最伟大的作家狄更斯的一部半自传体小说，也是林先生在所有译著中最心爱的一部，因为他先后在1951年和1955年两次以“素译”的方式翻译了这部小说，形成了北京的京口白话版和标准的普通话版两个不同的译本。并将原著可译的四十万字译述成了十二三万字，方便读者欣赏原著的精华。林汉达与狄更斯的成长经历有着惊人的相似，这或许是林汉达如此热衷于翻译该作品的缘由。在翻译这部小说时，林汉达看到了自己的生活道路，作品所展示的绘声绘色、丰富多彩的生活画面，表现出他的人生态度、道德理想。此外，林汉达还翻译了不少西方教育理论文章。

    鉴于对中国教育的传统和西方教育的发展了然于胸，1941年，林汉达完成了他的教育理论代表作《向传统教育挑战》。该书一方面批判性地引进西方的教育学说，一方面向中国的传统教育提出鲜明的挑战。这本书在当时是一部“破天荒”的著作，林汉达用“幽默的态度，生动的笔调，深刻的见解，透彻的讨论”阐述了教育的规律，是一部有破有立、简明扼要的教育心理学普及读本。出版以后，受到学界与社会的广泛好评，至今仍有重印再版的学习价值。

    “士为知己者死。”1972年，受周恩来总理委托，林汉达审校伊凡·久巴《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一书的翻译稿，因过度劳累、疾病复发辞世。这也是他一生中译著的绝笔。

    林汉达曾于1956年和1963年两次回到故乡，视察教育工作。目前，慈溪市文物保护点“林汉达故居”仍保存完好，常有家长带着孩子慕名前往参观。

    （本版照片由民进宁波市委会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