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结束后，张登贵（右）与记者合影。（唐严 摄）

张登贵的新闻评论作品集和研究专著。（易其洋 摄）

    记者 易其洋 

    【人物名片】

    张登贵，1943年8月出生，1991年起任宁波日报理论评论部主任、编委，高级编辑。1964年起，在军队和地方报纸发表新闻作品；上世纪80年代后，在《人民日报》、《瞭望》杂志、《解放日报》、香港《大公报》、《宁波日报》等40余家媒体发表评论作品2000余篇，获省以上新闻奖70余次，三度获中国新闻奖，出版新闻（评论）作品集、翻译小说和学术著作11部，被评为“浙江省首届双十佳新闻工作者”“浙江省首届飘萍新闻奖（人物）”“宁波市首届宣传文化系统杰出人物”。

    1989年发表的《胡干清何以能胡干？》获浙江省新闻奖一等奖，实现了宁波日报评论获浙江新闻奖“零”的突破；2002年发表的《再反一次党八股》获中国新闻奖二等奖，实现了宁波市中国新闻奖“零”的突破。作为理论评论部首任主任和分管编委，张登贵为宁波日报理论评论队伍建设和评论事业发展，做了大量基础性、开拓性工作，被誉为宁波新闻评论界的标杆。

    “取法乎上”是永恒追求

    评论是议论说理的文章。党报的新闻评论，是直接影响社会舆论的重要文体，在报纸的各种报道手段中，它的作用是最直接最迅速的，被称为“报纸的灵魂和旗帜”。

    记者：虽然《宁波日报》是地方党报，评论和理论却被米博华等名家誉为“很有特色、气象和局面”，您长期主持《宁波日报》评论和理论笔政，认为这样的评价从何得来？

    张登贵：《宁波日报》有重视理论评论的传统。《宁波日报》复刊后的首任总编辑何守先，开了个好头。当时四开四版的报纸，就设有“明州论坛”“甬城晨笔”“十日谈”三个评论专栏。何老总不仅要求各位部主任都会写评论，而且经常自己写稿。之后的历任总编，继承了重视评论这个传统，还有所创新和发展。宁波市委对党报的理论评论工作一直很重视。1991年，市委宣传部批准成立了宁波日报理论评论部，从此，报社的理论评论工作有了责任部门，为其走上规范之路创造了条件。

    古人说，“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取法乎下，无所得矣”。从1988年调入报社从事评论工作，到担任部主任、分管编委，我和同事们确定的目标始终是“取法乎上”——向省级党报如《解放日报》《文汇报》和中央级大报学习，发起成立“全国副省级城市党报理论评论研讨会”，“挤进”省级党报才有资格加入的“全国报纸理论宣传研究会”，邀请大报的评论部主任讲课，创造与高水平同行学习交流的机会。虽然我们不可能赶上他们，但经过几年共同努力，宁波日报理论评论工作的水准和影响力，得到了省委宣传部和市委宣传部的多次肯定，也受到了其他副省级城市党报和国内同行专家的普遍肯定。

    党报影响力的呈现

    评论创作的一般原理并不复杂，难在面对一个个话题，找到立论的角度，把握论说的分寸，因人因事因时而有所不同。这才是新闻评论写作的真经。

    记者：您自进入报社后，写了大量的评论文章，而且以“尖锐”著称，但没有出过“问题”，能否跟我们说说这是怎么做到的？

    张登贵：我写评论，只能算半路出家。在部队、企业当了近20年通讯员，我感觉到光写新闻不过瘾，自己的想法不能直接表达，才逐步转向评论。我有几十个剪报本，里面收录的是《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浙江日报》等报纸刊发的评论文章，边学边写。开始时，一篇几百字的小评论，要修改五六遍，自己不满意绝不往报社投稿。因为在国内各级报纸上发表了一些评论文章，引起了宁波日报的注意，缺人时想到了我。

    到了报社后，我有了更多的学习机会，慢慢地对党报评论的地位、职能、要求、原则有了认识，形成了一些自己的写作风格。

    我喜欢写重大题材。我认为，作为党报，评论的对象应该是大事、大局，阐释的道理应该具有政治性、思想性、针对性。比如获得中国新闻奖的三篇评论——《再反一次党八股》《算一算GDP的代价》《唱响“劳动者之歌”》，都是重大主题，针对的也都是社会存在的普遍而又顽固的现象。

    我喜欢写敏感话题。所谓敏感话题，指的是一些重要而有分歧的题材，它需要党报去阐释与引导。如《宁波日报》评论首次获浙江新闻奖的《胡干清何以能胡干？》，是公安题材；有“风险”的《还有“新闻封锁”一说》《取消干部“退二线”政策是时候了》《联系群众为何这样难》等。

    我喜欢唱点“反调”。逆向思维是评论作者的思维特点之一。如《收视率不能“说明一切”》《封建尚未“残余”》《谣言止于“知者”》《〈时代〉杂志将了中国媒体一军》等，最后一篇被评为浙江新闻奖一等奖。这些所谓的“反调”，是对一些看似正常其实有严重问题的现象和观点提出批评，完全是“正调”。

    我的2000余篇评论中，大约四分之三是批评性而不是颂扬性的。有些评论，新闻由头是正面的，但文章的主旨还是批评。这类文章的做法，我称它为“寓批评于表扬之中”。我们的新闻报道一直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评论就应该多承担一些舆论监督的任务。监督性评论的宗旨是激浊扬清，它的强弱直接体现了党报战斗力的强弱。

    喜欢写尖锐的文章，又避免出问题，我认为要把握两条。一是出发点要端正。批评是为了改进工作，所以一定要把握好度，既直面问题，又不无限上纲；在说清问题的同时，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和办法。二是要讲究策略与艺术，使受众喜欢看、能接受、被说服。常用的策略如“大题小做”“指桑说槐”“反话正说”“欲擒故纵”等。语言上坚持平等交流，力避官话套话，“议大事如拉家常”。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了我的《新闻评论三十八策》，说的就是这方面的体会。

    “我们要永远感谢他们”

    党报评论的职能主要为两项：一是上情下达，主要由代表编辑部发言的评论承担；一是下情上达，主要依靠众多的专栏评论和个人署名评论。

    记者：有一支叫得应的评论作者队伍，是《宁波日报》理论评论工作的一大特色，您创建这支队伍的初衷是什么？

    张登贵：理论作者可以从高校和研究机构中物色，评论作者只能从机关、学校、企业、军队中去发现和培养。最近，为迎接复刊40周年发起的“我与宁波日报”征文中，有几位业余作者的回忆文章都提到了1989年7月举办的那次“笔会”。那时我进报社才8个月，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稿荒”，三个评论专栏经常没有来稿，发起“笔会”是想开拓稿源、发现人才。两天的“笔会”，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不仅收到了很多针对性强又贴近实际的好稿，而且发现了40余位来自各行各业的评论作者，使我的信心大增。

    当然，让这些作者能“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要做的工作很多很具体。最重要的是三点。一是保持经常的信息沟通，让他们知道我们“要什么”，让我们知道他们“有什么”。二是千方百计把他们的来稿编好发好。应该发的，及时发出；有不足的，修改补充后发；实在难发的，向作者说明原因；特别好的稿子，推荐到上一级党报转发。有多名作者的文章经我们建议和介绍上了《人民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三是尊重作者。作者之中不少人政治水平和写作能力很强，已经达到了专家水平，我们理所应当地尊重他们的付出和风格。工作到位了，作者队伍就能巩固发展。有几位当年参加“笔会”的同志，30多年来一直是我们的依靠力量，有的年近九旬还在向我们供稿。近几年，又新进了一批笔力强劲的年轻作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这支队伍，就没有《宁波日报》评论今天的气象。我们要永远感谢他们。

    时代在变，评论要在不变中求变

    内容永远是根本，必须坚持内容为王，以内容优势赢得发展优势。但内容必须结合全媒体时代的传播特点，让我们的观点及时、有效传播出去。

    记者：近年来，《宁波日报》发表了一些专题评论、系列评论，像“争取早日跻身全国大城市第一方队”“正风肃纪大家谈”“说说垃圾分类那些事儿”等，甬派客户端也开设了“甬派快评”栏目，您认为在媒体格局大变化的情况下，做好党媒的新闻评论要注意些什么？

    张登贵：对于一些重大主题，《宁波日报》常常组织系列评论或专题评论，从不同角度展开评论，既体现民主讨论、平等交流的良好气氛，又能把一些复杂的问题论述清楚。除了你说的那几组，这几年过年时的“新年说‘变’”“新年说‘转’”“新年说‘干’”等专题评论，也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媒体领域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革，全媒体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我认为，我们的评论要在不变中求变，既要坚守论述方式的专业化，更要顺应发展大势，勇于创新、勇于变革，努力推进表述方式和传播手段等全方位创新。

    要做好新闻评论，首先要有人。评论人才匮乏，是普遍现象，评论人才的选拔要不拘一格。其次，要建立一些必要的制度，为评论发展创造条件。还有，时代变了，评论写作要跟上受众的变化，特别要注意坚持政治性、克服琐屑化，深化思想性、克服肤浅化，力求前瞻性、克服同质化，确保贴近性、克服官腔化。

    一个人的一辈子可能干许多事，但真正喜欢的并不多，真正执着的就更少。我当年之所以愿意放弃在宁波海洋渔业公司的职务，来报社担任评论编辑，就是因为爱好新闻评论。在报社工作期间，我几乎每天看的是评论，想的是评论，写的是评论，与人聊的，大多也与评论有关。评论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我感觉到，当你的兴趣与你的职业相一致时，就有使不完的劲。一个人，无论是爱好评论写作还是新闻报道，我想，兴趣一定会陪着他愉快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