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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结束后,张登贵(右)与记者合影。(唐严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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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登贵的新闻评论作品集和研究专著。(易其洋 摄) |
记者 易其洋 【人物名片】 张登贵,1943年8月出生,1991年起任宁波日报理论评论部主任、编委,高级编辑。1964年起,在军队和地方报纸发表新闻作品;上世纪80年代后,在《人民日报》、《瞭望》杂志、《解放日报》、香港《大公报》、《宁波日报》等40余家媒体发表评论作品2000余篇,获省以上新闻奖70余次,三度获中国新闻奖,出版新闻(评论)作品集、翻译小说和学术著作11部,被评为“浙江省首届双十佳新闻工作者”“浙江省首届飘萍新闻奖(人物)”“宁波市首届宣传文化系统杰出人物”。 1989年发表的《胡干清何以能胡干?》获浙江省新闻奖一等奖,实现了宁波日报评论获浙江新闻奖“零”的突破;2002年发表的《再反一次党八股》获中国新闻奖二等奖,实现了宁波市中国新闻奖“零”的突破。作为理论评论部首任主任和分管编委,张登贵为宁波日报理论评论队伍建设和评论事业发展,做了大量基础性、开拓性工作,被誉为宁波新闻评论界的标杆。 “取法乎上”是永恒追求 评论是议论说理的文章。党报的新闻评论,是直接影响社会舆论的重要文体,在报纸的各种报道手段中,它的作用是最直接最迅速的,被称为“报纸的灵魂和旗帜”。 记者:虽然《宁波日报》是地方党报,评论和理论却被米博华等名家誉为“很有特色、气象和局面”,您长期主持《宁波日报》评论和理论笔政,认为这样的评价从何得来? 张登贵:《宁波日报》有重视理论评论的传统。《宁波日报》复刊后的首任总编辑何守先,开了个好头。当时四开四版的报纸,就设有“明州论坛”“甬城晨笔”“十日谈”三个评论专栏。何老总不仅要求各位部主任都会写评论,而且经常自己写稿。之后的历任总编,继承了重视评论这个传统,还有所创新和发展。宁波市委对党报的理论评论工作一直很重视。1991年,市委宣传部批准成立了宁波日报理论评论部,从此,报社的理论评论工作有了责任部门,为其走上规范之路创造了条件。 古人说,“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取法乎下,无所得矣”。从1988年调入报社从事评论工作,到担任部主任、分管编委,我和同事们确定的目标始终是“取法乎上”——向省级党报如《解放日报》《文汇报》和中央级大报学习,发起成立“全国副省级城市党报理论评论研讨会”,“挤进”省级党报才有资格加入的“全国报纸理论宣传研究会”,邀请大报的评论部主任讲课,创造与高水平同行学习交流的机会。虽然我们不可能赶上他们,但经过几年共同努力,宁波日报理论评论工作的水准和影响力,得到了省委宣传部和市委宣传部的多次肯定,也受到了其他副省级城市党报和国内同行专家的普遍肯定。 党报影响力的呈现 评论创作的一般原理并不复杂,难在面对一个个话题,找到立论的角度,把握论说的分寸,因人因事因时而有所不同。这才是新闻评论写作的真经。 记者:您自进入报社后,写了大量的评论文章,而且以“尖锐”著称,但没有出过“问题”,能否跟我们说说这是怎么做到的? 张登贵:我写评论,只能算半路出家。在部队、企业当了近20年通讯员,我感觉到光写新闻不过瘾,自己的想法不能直接表达,才逐步转向评论。我有几十个剪报本,里面收录的是《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浙江日报》等报纸刊发的评论文章,边学边写。开始时,一篇几百字的小评论,要修改五六遍,自己不满意绝不往报社投稿。因为在国内各级报纸上发表了一些评论文章,引起了宁波日报的注意,缺人时想到了我。 到了报社后,我有了更多的学习机会,慢慢地对党报评论的地位、职能、要求、原则有了认识,形成了一些自己的写作风格。 我喜欢写重大题材。我认为,作为党报,评论的对象应该是大事、大局,阐释的道理应该具有政治性、思想性、针对性。比如获得中国新闻奖的三篇评论——《再反一次党八股》《算一算GDP的代价》《唱响“劳动者之歌”》,都是重大主题,针对的也都是社会存在的普遍而又顽固的现象。 我喜欢写敏感话题。所谓敏感话题,指的是一些重要而有分歧的题材,它需要党报去阐释与引导。如《宁波日报》评论首次获浙江新闻奖的《胡干清何以能胡干?》,是公安题材;有“风险”的《还有“新闻封锁”一说》《取消干部“退二线”政策是时候了》《联系群众为何这样难》等。 我喜欢唱点“反调”。逆向思维是评论作者的思维特点之一。如《收视率不能“说明一切”》《封建尚未“残余”》《谣言止于“知者”》《〈时代〉杂志将了中国媒体一军》等,最后一篇被评为浙江新闻奖一等奖。这些所谓的“反调”,是对一些看似正常其实有严重问题的现象和观点提出批评,完全是“正调”。 我的2000余篇评论中,大约四分之三是批评性而不是颂扬性的。有些评论,新闻由头是正面的,但文章的主旨还是批评。这类文章的做法,我称它为“寓批评于表扬之中”。我们的新闻报道一直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评论就应该多承担一些舆论监督的任务。监督性评论的宗旨是激浊扬清,它的强弱直接体现了党报战斗力的强弱。 喜欢写尖锐的文章,又避免出问题,我认为要把握两条。一是出发点要端正。批评是为了改进工作,所以一定要把握好度,既直面问题,又不无限上纲;在说清问题的同时,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和办法。二是要讲究策略与艺术,使受众喜欢看、能接受、被说服。常用的策略如“大题小做”“指桑说槐”“反话正说”“欲擒故纵”等。语言上坚持平等交流,力避官话套话,“议大事如拉家常”。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了我的《新闻评论三十八策》,说的就是这方面的体会。 “我们要永远感谢他们” 党报评论的职能主要为两项:一是上情下达,主要由代表编辑部发言的评论承担;一是下情上达,主要依靠众多的专栏评论和个人署名评论。 记者:有一支叫得应的评论作者队伍,是《宁波日报》理论评论工作的一大特色,您创建这支队伍的初衷是什么? 张登贵:理论作者可以从高校和研究机构中物色,评论作者只能从机关、学校、企业、军队中去发现和培养。最近,为迎接复刊40周年发起的“我与宁波日报”征文中,有几位业余作者的回忆文章都提到了1989年7月举办的那次“笔会”。那时我进报社才8个月,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稿荒”,三个评论专栏经常没有来稿,发起“笔会”是想开拓稿源、发现人才。两天的“笔会”,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不仅收到了很多针对性强又贴近实际的好稿,而且发现了40余位来自各行各业的评论作者,使我的信心大增。 当然,让这些作者能“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要做的工作很多很具体。最重要的是三点。一是保持经常的信息沟通,让他们知道我们“要什么”,让我们知道他们“有什么”。二是千方百计把他们的来稿编好发好。应该发的,及时发出;有不足的,修改补充后发;实在难发的,向作者说明原因;特别好的稿子,推荐到上一级党报转发。有多名作者的文章经我们建议和介绍上了《人民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三是尊重作者。作者之中不少人政治水平和写作能力很强,已经达到了专家水平,我们理所应当地尊重他们的付出和风格。工作到位了,作者队伍就能巩固发展。有几位当年参加“笔会”的同志,30多年来一直是我们的依靠力量,有的年近九旬还在向我们供稿。近几年,又新进了一批笔力强劲的年轻作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这支队伍,就没有《宁波日报》评论今天的气象。我们要永远感谢他们。 时代在变,评论要在不变中求变 内容永远是根本,必须坚持内容为王,以内容优势赢得发展优势。但内容必须结合全媒体时代的传播特点,让我们的观点及时、有效传播出去。 记者:近年来,《宁波日报》发表了一些专题评论、系列评论,像“争取早日跻身全国大城市第一方队”“正风肃纪大家谈”“说说垃圾分类那些事儿”等,甬派客户端也开设了“甬派快评”栏目,您认为在媒体格局大变化的情况下,做好党媒的新闻评论要注意些什么? 张登贵:对于一些重大主题,《宁波日报》常常组织系列评论或专题评论,从不同角度展开评论,既体现民主讨论、平等交流的良好气氛,又能把一些复杂的问题论述清楚。除了你说的那几组,这几年过年时的“新年说‘变’”“新年说‘转’”“新年说‘干’”等专题评论,也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媒体领域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革,全媒体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我认为,我们的评论要在不变中求变,既要坚守论述方式的专业化,更要顺应发展大势,勇于创新、勇于变革,努力推进表述方式和传播手段等全方位创新。 要做好新闻评论,首先要有人。评论人才匮乏,是普遍现象,评论人才的选拔要不拘一格。其次,要建立一些必要的制度,为评论发展创造条件。还有,时代变了,评论写作要跟上受众的变化,特别要注意坚持政治性、克服琐屑化,深化思想性、克服肤浅化,力求前瞻性、克服同质化,确保贴近性、克服官腔化。 一个人的一辈子可能干许多事,但真正喜欢的并不多,真正执着的就更少。我当年之所以愿意放弃在宁波海洋渔业公司的职务,来报社担任评论编辑,就是因为爱好新闻评论。在报社工作期间,我几乎每天看的是评论,想的是评论,写的是评论,与人聊的,大多也与评论有关。评论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我感觉到,当你的兴趣与你的职业相一致时,就有使不完的劲。一个人,无论是爱好评论写作还是新闻报道,我想,兴趣一定会陪着他愉快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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