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 翔 

    中央文明办明确要求，主动适应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在今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推动文明城市创建在恢复经济社会秩序、满足群众生活需要的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贩夫走卒、引车卖浆”是古已有之的合法职业，是部分群众维持生计的重要途径，也是自古繁荣便民利民的个体经济。低门槛的背后，是古老的商业文化，摆摊练摊的经历，曾是很多人的“第一桶金”来源。不独我国如此，国外亦然。摆摊卖柠檬水，至今仍是美国儿童习以为常的“创业初体验”。

    不知从何时起，占道经营与马路市场成了“城市文明之丑”，流动商贩成了被驱赶的对象。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保持市容整洁和便民利民之间，确实面临“两难选择”，相关讨论曾是报刊热议话题。可当“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成了文明城市评比的否定性指标，城市管理部门便不再有任何犹豫。

    此番因为疫情，中央文明办对文明城市测评指标进行调整，目的是为了恢复经济社会秩序，释放灵活就业岗位，搞活个体经济。在当前经济形势下，保民生、保就业是第一位的，保留地摊经济，对中低收入群体、低技能就业群体、失业下岗工人及农村进城务工农民，能起到较大帮助，同时，也让一个城市更有温度、更有“包容心”。

    虽然这只是暂时性调整，却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可以重新审视一下：以文明城市之名，否定流动摊贩和马路市场，是否确有必要？抑或，可以变“严治”为“善治”，在治理马路摊贩问题上，更宽容科学一些？

    允许占道经营，与完全不管不顾，是两回事。既然我们承认允许占道经营在疫情背景下有诸多好处，疫情结束后好处亦不会随之消失，为何不能改“堵”为“疏”，让规范有序的占道经营坚持下去？

    众所周知，几乎每一个城管与摊贩的纠纷现场，围观的民众大多同情摊贩，本该是民众利益代言人的城管，反而经常陷入孤立。这是因为，人们秉持一种朴素的观念：摊贩的生存权，优于城市的整洁权。

    如果说减税降负是从成本上给经济主体解绑，允许占道经营则是从机会上给经济主体赋能。前段时间，武汉的五星级大酒店在酒店外摆摊自救，没开学的幼儿园在幼儿园里卖烧烤自救，这些新闻让人感叹，在生存面前，人们身上的那股韧劲。可如此户外经营很可能违法，如果相关部门找上门来，这条自救之道马上就行不通。好在相关部门并没有这么做，却也留下了“有法不依”的困惑。解决的办法，或许应该是改变相关法规，让地摊经济重新还原为合法职业。

    保就业、保民生，在我看来，对就业最好的促进，对民生最好的保障，就是秉持“生存权第一”的理念，让每一个人有机会从事他们力所能及的职业。劳动最光荣，“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也是靠劳动吃饭，只要加以规范引导，绝非“城市文明之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