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迁户王坤（左）和父亲在家门口“扶贫车间”工作。（王明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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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日报记者  厉晓杭

    黔西南日报记者 黄 莹

    初夏清晨，依山而建的阿妹戚托小镇在云雾中苏醒。褐墙灰瓦、花窗雕栏，民族风情的精致民居错落有致。房前屋后绿意葱茏，三角梅热烈盛放。孩子们清脆的欢笑声，打破了小镇的宁静。

    早上7时30分，苗族汉子王坤吃好早饭，送两个孩子到幼儿园上学，随后他到小镇里的“扶贫车间”工作。一天通勤时间，步行不超半小时。

    天色渐暗，璀璨灯火点亮了整个小镇。金门广场上，老老少少围着篝火，尽情舞动。有着“东方踢踏舞”美誉的阿妹戚托舞蹈醉了游人，也让王坤忆起了故乡的旧时光。“一家人整整齐齐吃上团圆饭，这‘稳稳的幸福’，以前真的不敢想。”王坤说道。

    搬出穷山沟，过上甜日子。这曾是他不敢奢求的梦。如今，希望的光亮照进了现实。

    贵州晴隆县三宝彝族乡，地处滇桂黔石漠化连片特困地区，全省20个极度贫困乡镇之一，人口不足6000人。山高、坡陡、谷深、水低，土地破碎分散，人均9分地，贫困发生率曾高达60.9%。

    “别人都说我们乡，地瘦人穷文盲多！”王坤出生在三宝干塘村，家徒四壁，破旧的房子“挂在半山腰”。他父亲常年在贵阳务工，母亲身体不佳，独自艰难地拉扯着他和弟弟长大。初中毕业，欠缺技能的王坤先后在福建、浙江、广东等地务工，换过焊工、汽修等七八个工作，一直打“游击战”。

    “在外打工，没有归宿感，很不踏实。”王坤说，有一次运气好，他找到一份彩印店操作员的工作，还包吃包住。第一个月，他便领到2500元工资，留下200元生活费后，其余的全寄回老家。可好景不长，没干多久彩印店就关门了。谈起背井离乡的心酸，王坤有些沮丧。1996年出生的他，如今有3个孩子，最小的才1岁半。生活的重担，压得他喘不过气。

    他做梦都想不到，易地搬迁，竟改变了他漂泊的命运。

    为斩穷根，从2018年开始，晴隆县政府对三宝乡进行整乡搬迁，群众被安置在县城近郊的阿妹戚托小镇。小镇以3A级景区标准打造，融居住区、产业园、商业区为一体，是一个高标准建设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

    搬迁并非易事。老一辈故土难离，怕找不到活干，对未知生活充满恐惧；新一代渴望走出深山，拥抱便利优质的城市生活。两代人，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我恨不得马上搬，但是我父亲迟迟不松口。”王坤说，乡里的干部三天两头来做工作，自己也时不时敲敲边鼓。听说搬下去的村民过得快活，父亲也动了心。

    去年2月，王坤举家搬迁，拎包入住。按照搬迁政策每人20平方米的标准，他们分到了两套房子。“我自己住的一套是80平方米，父母和弟弟住另一套。复式结构，厨卫设施一应俱全。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日子！”王坤感慨，最重要的教育问题也解决了，如还留在大山，孩子们要走1个多小时山路去上学。

    易地搬迁，改变的不仅仅是贫困群众的居住条件，更激活了他们的梦想和创造力。2018年，宁波投入800万元，在小镇三宝彝族乡产业园里建立甬黔共建小微企业创业孵化基地。在扶贫干部的帮助下，王坤顺利进入“扶贫车间”龙发服饰，做了一名制衣工。

    缝制、锁眼、钉扣、熨烫……制衣流水线上，王坤操作娴熟，样样在行。一有空，他积极自学，参加培训，努力提升技能。“我很珍惜这份工作，幸福是靠自己拼出来的！我们公司是计件制的，我每月收入3000元左右，多的时候还拿过5000元！”说到此，王坤非常自豪。去年，他们家脱了贫。原来三宝老家的10多亩土地退耕还林，每年还能拿到4000多元分红。他的农村低保也就地转成了城市低保。

    受疫情影响，“扶贫车间”不少企业经营困难。作为对口帮扶县市，早在今年2月，宁海专门成立“扶贫工作专班”，4名干部专职负责，远程指导复工，还当业务员代跑订单、找资金，帮“扶贫车间”解决实实在在的难题。就在5月4日，在宁海干部的牵线搭桥下，龙发服饰接到了一个2350套工作服的新订单。“公司的订单，今年以来没断过。忙起来，我经常加班到晚上10时。”王坤自己算了一笔账，“除去生活成本和路费，现在收入比外出打工多得多。”

    用勤劳的双手，摘掉“贫困户”的标签，王坤成为新时代的追梦人。从破屋漏瓦到小楼洋房，他家中客厅，一直挂着一张老家和新家的对比照。每次进门，王坤总要看上一次，脸上的笑抑制不住，“心里很暖，日子很甜，都靠党和国家的政策好！”

    （相关报道见第6、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