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启钱

    近段时间，笔者在协助审订一些村（居）规民约过程中发现，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载体，村规民约为基层解决社会纠纷、创新治理模式提供了有效的规范支撑，为依“法”治理与以德治理有机融合建构了长效机制。制订并用好村规民约，发挥其在基层纠纷解决、乡风文明建设、依法治村等环节的基础性作用，可以提升基层治理成效。

    但是，一些村规民约在形式上说“不”说“应该”的条款较多，而说“可以”的规范比较少。比如，某村民公约列出村民“不得为”的“负面清单”足足有20条；某社区居民公约，名为“十要十不要”，但无论是“要”还是“不要”，基本上是“负担行为”。

    把说“不”作为社会治理的主要手段，习惯用“不得”“不应”“不可”“不许”或“禁止”“严禁”等语词，在一些窗口单位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比如，有“严禁在此停车”的标牌或“此处不得停车”的告示，却没有“到哪儿停车”的指引，前来办事的民众因为停不了车而办不成事。“最多跑一次”变成不得不下次再来，“最多跑一地”也变成不得不跑到另外一个地方。还比如，无论是在线上还是线下，有的窗口工作人员在遇到群众首问时，回答“这件事不归我这里管”的，也比“你可以到什么地方找什么人”要多。

    说“不”多，说“可以”少，一方面反映了基层治理的法治化趋势，体现了治理行为的刚性，有助于提升治理效能；另一方面又遗留“治”多于“理”、“管”强于“理”的痕迹，不利于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

    基层治理中说“不”多，说“可以”少，首先是理念有问题，以说“不”来显示自己的存在，体现自己的权威。前几天笔者开车去某单位，一连在几处划定的车位上停车均遭保安制止。他跑前跑后，厉声说“这里不能停！”“不能停这里！”，就是不告诉你可以停到哪里。保安通过频频说“不”，让人服从他的控制，服膺他的权威，也让他相信自己是一个能“说了算”的人。这样的心理，这个保安有，一些基层干部同样有。

    说“不”多，说“可以”少，也反映了作风问题。说“不”，只是告诉你不可以，就是不告诉你怎么样可以，好像很权威、很果断，很省事又有点神秘，实际上用的是“锯箭法”或“鸵鸟政策”，回避问题，掩饰矛盾。其背后的逻辑是，虽然说“不”难以解决一切问题，但只要问题不在眼前出现就不是问题。这本质上是一种懒政。因为矛盾与问题不会因为你频频说“不”而消失，反而会积累和叠加。

    比如，城市里“无业游民”是一种客观存在。过去各地禁止摆地摊，不许占道经营，却不给他们划定“可以”摆摊设点的地方。但“无业者”也要吃饭，“游民”也要生存，于是他们只好与有关管理部门“打游击”，结果是禁而不止、驱而不绝，严重时更造成与管理者的对立冲突，基层治理者一点也没有因说“不”而省事省心。

    说“不”多，说“可以”少，还反映了能力问题。说“不”，仅凭权威或权力就够了，而说“可以”，则要有能力，因为不是简单禁止，要学习，要动脑，要创新，要调查研究，要分析论证，要走法定程序，还要监督落实，每一步对政策制定者或政策执行者的能力都提出了要求。

    优化基层治理，没有什么秘诀，少点“不”多点“可以”就行。尽管对民众来说，法无禁止即可行，但在具体政策中，还是要多些“可以”，多些明确的指引，多些清晰的可行的路径。这对各级干部的能力和水平都是考验。

    治理治理，既要“治”更要“理”，应该有治有理，又治又理，边治边理。如果说，说“不”是“以堵为治”，那么说“可以”则是“以疏而理”，正是我们反复强调的一种基层治理的长效机制。虽然多说“可以”，会让行为者比说“不”更忙碌，但比起说“不”导致的没事找事的瞎忙，既能为社会创造价值，也能促进行为者的进步。

    多说“可以”，就能给人更多机会，就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就是一种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