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夫故居

殷夫

殷夫《孩儿塔》手稿

    张利民 文

    图片由象山县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殷夫（1910.6—1931.2），原名徐孝杰，学名徐祖华，又名白莽，象山大徐村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左联”五烈士之一，无产阶级革命诗人。

    鲁迅写下不朽名篇《为了忘却的记念》，纪念殷夫等“左联”烈士；为殷夫的诗集《孩儿塔》作《白莽作<孩儿塔>序》和《续记》。

    对殷夫的诗歌，鲁迅作了极高评价，认为《孩儿塔》“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这诗属于别一世界”。

    殷夫，以生命作诗，化作东方的微光。今年是殷夫诞辰110周年，谨以此文为念。

    1910年的端午节清晨，在象山县怀珠乡大徐村北窑山麓一株沙朴树下的农家小院里，殷夫出生了。殷夫的父亲徐孔甫，务农，属较为殷实的“中产农家”。家里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

    殷夫从小聪颖，喜欢读书。三四岁开始认识方块字，五岁学《神童诗》，六岁能下象棋，八岁上大徐私塾。父亲在院子翻晒草药，他会一边念唐诗，一边帮着干活，听父亲说家乡的故事。有时，他还跟着父亲到山上采药。村边的西山殿、北窑山、枫溪坑、田洋畈，都留下过他的足迹。

    1920年秋，殷夫考入象山县立高小。这是县内一所新式学校，校舍整齐，环境优美。学校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洗涤，思想活跃。在这里，殷夫第一次接触到老师从宁波购来的《新青年》杂志，第一次读到了许多白话诗，第一次听到了“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口号，第一次呼吸到新思潮的空气，第一次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少年的殷夫开始了对现实社会的思考。

    殷夫放假时经常要回家乡，路过汤家店旁的“孩儿塔”，总是要多瞥上一眼。他听到过村中许多关于“孩儿塔”的悲惨故事，亲眼见到过贫穷人家把裹着草席的遗婴丢入此塔的情景。这童年时见到的景象，成为他心中抹不去的伤痛，也化为他笔下的魂。

    1925年，殷夫正在上海民立中学读初二，一场震惊全国的五卅运动爆发了。殷夫目睹帝国主义暴行，和全校师生一起参加了这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爱国斗争。他们高呼口号：“打倒帝国主义列强！”“收回租界！”1929年他创作《意识的旋律》，追述当时的心境：

    南京路的枪声，

    把血的影迹传闻，

    把几千的塔门打开，

    久睡的眼儿自外探窥，

    在群众中羞怯露面，

    抛露出仇恨，隘狭语箭！

    那年，学校提前放假。殷夫响应共产党员贺威圣的号召，与旅沪的象山知识青年林友梅等一起回归，全力参加家乡人民声援五卅运动的斗争。他上街演讲，上台演戏，散发传单，一刻也不空闲。6月11日，正逢丹城集市，先进青年王家谟组织了2000余人在东岳宫举行声讨帝国主义罪行大会。会后分几支队伍举行示威游行，殷夫参加了活动，晚上又在姜毛庙演出文明戏。他还到县城周边亭溪、白墩、西泽一带农村中宣传，讲到动情处，振臂高呼。

    五卅运动在象山持续了3个多月，殷夫在斗争中接触了社会，经受了磨炼，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成为他人生旅途上一个重大转折。从那以后，他开始把个人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联系起来。

    四年后，他在《血字》中说道：五卅“这个难忘的日子——几万个心灵暴怒……”“‘五’要成为报复的枷子，‘卅’要成为囚禁仇敌的铁栅，‘五’要分成镰刀和铁锤，‘卅’要成为断铐和炮弹！”五卅成为殷夫心中刻骨铭心的日子，也为他后来加入党组织打下思想上的坚实基础。

    1926年夏，殷夫从民立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浦东中学，并破格跳级入高中二年级。

    浦东是上海现代产业工人比较集中的地区之一，也是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策源地之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在这里非常活跃，不久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年3月下旬，北伐军挺进上海龙华一带，殷夫也投入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活动。工人阶级伟大力量和斗争精神，使他受到深刻教育，他也在斗争中加入了党组织。4月1日，殷夫在上海意外碰到了北伐到达上海的象山同乡又是同学的何志浩，两人言之不尽。4月3日，他写了封信给何志浩，说：“为民众奋斗的军人，是比什么都可敬可佩；为少数人出力的军人，是强盗，是土匪，是世界最可憎、可鄙、可弃的东西。”他在信中还敏感地提到开历史“倒车”的问题。他说：“革命的人往往易犯一种毛病，就是在压迫下的时候，是很革命的，很积极的，前进的，而待压迫稍松的时候，就要开倒车了。”

    在上海人民沉浸在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喜悦时，蒋介石于4月12日公开叛变革命，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大屠杀。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工人领袖、革命志士被捕、被关、被杀。殷夫也被一个叫“獐头小人”的反动学生告密，而第一次被投入监狱。

    狱中，他受尽严刑拷打，几乎要被枪毙。但是年轻的殷夫在生与死的关头，在生命“将随风散殒”时刻，于6月5日夜里，在昏暗油灯下，一气呵成写下500多行的叙事诗篇《在死神未到之前》。

    长诗详细地描述了他被捕后的经历和感受，这里有牢狱的恐怖、敌人的凶残、内心的恐惧和对母亲的想念、对同志的告别，但诗中更多的是无畏的牺牲精神，“革命本身就是牺牲，就是死，就是流血，就是在刀枪下奔走。”他叮嘱“亲爱的同学”，“你们别，千万别忘了少数的败类，中国需要真正的革命！”他勉励自己的战友，“在森严的刑场上，我们眼泪决不因恐惧而洒淋。”要“让鲜血染成一条出路，引导着同志们向前进行”。

    在这生死时刻，殷夫牢记党的事业，工农利益。他毫不悲哀，“同志们，欣喜吧！这正是象征着最大的斗争。”他大声高呼：“同志们，快起来奋争！你们踏着我们的血、骨、头颅，你们要努力参加这次战争！”这就是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白色恐怖下的殷夫，他用诗歌真实记录了这段由恐惧走向坚强的过程。

    第一次被捕因大哥的保释出狱。不日，殷夫考入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德文补习科，与共产党员陈元达、王顺芳一起学习，一起从事秘密活动，并重新接上组织关系。他被选为学生干部，创办《漠花》油印刊物和《潮声》半月刊。那时，他还加入了太阳社。这个时期，殷夫写了许多诗，其中一首《啊！我们踯躅于黑暗的丛林里》：

    啊！我们踯躅于黑暗的，黑暗的丛林里，

    世界大同的火灾已被我们煽起，煽起，

    我们手牵着手，肩并着肩，喷着怒气……

    在火中我们看见了天上的红霞旖旎！

    “黑暗的丛林”就是当时的黑暗社会，年轻的革命者正在为实现“世界大同”的理想而不懈奋斗着。在殷夫的诗中，他始终牢记的是“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理想。他经常“暂依夜深人静，寂寞的床头，热望未来的东方朝阳”（《独立床头》），充满信心，期待着“黑暗和风暴终要过去”，革命的狂飙终将来临，“圣洁的光芒”将永驻人间。

    这年秋天，因参加革命，殷夫又被国民党第二次逮捕。后来他的家人写信请上海朋友帮忙，保释出狱。

    出狱后，殷夫和陈元达、王顺芳，由组织安排转移到象山，在县立女子小学当代课教师。他们以小学教师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向学生介绍反对中外反动派的斗争，排练进步话剧《逼债》《小画家》《柏林之围》。那个时期，殷夫先后写下《东方的玛利亚》《给母亲》《残歌》《地心》《虫声》《归来》《我醒时》等许多抒情诗，以后都收录在他自编的《孩儿塔》中。

    这部诗集一度曾被人认为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作品，其实并非如此。殷夫在自己的题记已经作了说明：“我的生命，和许多这个时代的智识者一样，是一个矛盾和交战的过程，啼，笑，悲，乐，兴奋，幻灭……一串正负的情感，划成我生命的曲线；这曲线在我诗歌中，显得十分明耀。”

    他在《虫声》中抒发了苦闷而热切向往战斗的心迹；《我醒时》表现了要重新投入战斗的那种欢乐、那种昂扬；《地心》里，呈现了他对生命与死亡的思考。“诗人既唱出高昂的战歌，又写出低回的小夜曲。正是高音区与低音区作品的交响，才充分呈现了殷夫这位年轻的革命家和天才诗人的完整心灵世界。”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教授吴思敬说。

    1929年初春，殷夫在二姐的帮助下，重返上海。经过短暂流亡生活后，找到党组织，从此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专门做共青团和青年工人工作。广泛接触社会，拓展了生活视野；投入工人运动，鼓动群众革命，他把自己全部精力献给党和革命事业。

    在《写给一个姑娘》的诗中，他庄严宣告，“我不是清高诗人，我在荆棘上消磨我的生命，把血流入黄浦江心，或把颈皮送向自握的刀吻。”这时的殷夫，深刻认识到自己已不是一个为写诗而写诗的单纯的、清高的诗人，而是一个革命者，早已许身革命事业。

    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两周年之际，殷夫写下《别了，哥哥》：

    真理和愤怒使他强硬，

    他再不怕天帝的咆哮，

    他要牺牲去他的生命，

    更不要那纸糊的高帽。

    这，就是你弟弟的前途，

    这前途满站着危崖荆棘。

    又有的是黑的死，和白的骨，

    又有的是砭人肌筋的冰雹风雪。

    但他决心要踏上前去，

    真理的伟光在地平线下闪照，

    死的恐怖都辟易远退，

    热的心火会把冰雪溶消。

    别了，哥哥，别了，

    此后各走前途，

    再见的机会是在，

    当我们和你隶属着的阶级交了战火。

    殷夫的大哥三哥是国民党军官，他们对殷夫一直关爱有加。正像殷夫《写给一个哥哥的回信》中所言，这种“手足的爱和怜”“保护和抚养”“做得和我父亲一般的周到”“和一片薄云似的柔软，那么熨帖”。面对这样柔情，殷夫要向他们作最后的告别，何等艰难，何等决断。

    在投入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大洪流后，殷夫找到了人生信仰。他在给哥哥的回信中说：“我自己已被我所隶属的集团决定了我的前途，这个前途不是我个人的，而是我们全个阶级的。”一种属于整个无产阶级的力量浸透了他的全身。

    1929年5月，殷夫与鲁迅取得了联系，受到鲁迅先生的器重和关怀。据《鲁迅日记》中不完全记载，自1929年6月16日到1931年1月，鲁迅在日记中写到殷夫（白莽）有18次之多。

    1929年7月，殷夫在参加丝厂的一次罢工斗争中，第三次被捕入狱，惨遭严刑审讯。关押了一段时间后，方被释放。

    出狱后，殷夫的经济十分困难，甚至在大热天还穿着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棉袍，汗流满面地去见鲁迅。

    这个细节，一直印刻在鲁迅先生的心头。

    “他们就义了已经足有五个年头了，我的记忆上，早又蒙上许多新鲜的血迹；这一提，他的年轻的相貌就又在我的眼前出现，像活着一样，热天穿着大棉袍，满脸油汗，笑笑的对我说道：‘这是第三回了。自己出来的。前两回都是哥哥保出，他一保就要干涉我，这回我不去通知他了……’”

    殷夫“热天穿着大棉袍”上鲁迅家的事，《为了忘却的记念》里也是说到了的。这天鲁迅日记中有“下午白莽来，付以泉五十，作为稿费”的记载。不是当真付稿费，而是用付稿费或预付稿费这说法给他五十元，“使他可以买一件夹衫”。

    这一年，殷夫参加了《列宁青年》的编辑，并从事工人运动，写过不少这方面的论文。

    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殷夫是这个组织的发起人之一。他热情地为左联《萌芽》《拓荒者》等刊物写稿，发表了很多诗歌、散文、随笔。这年5月，他以左联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

    他在《我们是青年的布尔什维克》中，宣称：

    我们的摇篮上，

    招展着十月革命的红旗。

    我们的身旁是世界革命的血液，

    我们的前面是世界共产主义。

    一个把党的宗旨和使命融化在生命里的诗人，才能显示出这样的英勇无畏！

    1931年1月，殷夫应约赴东方旅社参加党的会议。因叛徒告密，他与柔石、胡也频、冯铿等11人一起被英国巡捕房捕去。19日，经地方法院审讯，他们被强行引渡到警察局。之后，被押至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

    在狱中，殷夫心境平静，坚持斗争，还帮助柔石学习德文。2月7日夜，殷夫、柔石等5位左联作家，和林育南等革命志士20余人，被秘密杀害在监狱围墙外的一个荒场上。这时的殷夫，才刚21岁。

    殷夫等人遇难后，中国共产党机关报《红旗日报》在2月12日刊发消息；之后，在《群众日报》上发表《反对国民党残酷的白色恐怖》的社论，予以揭露。鲁迅先生在弃家避难的客栈中闻讯后，以极大的悲愤写下著名的无题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组织有关人员，在殷夫等烈士牺牲的地方发掘出他们的遗骸，重葬于大场公墓，后迁葬于上海龙华烈士陵园。

    殷夫以自己短暂的生命，实践了他译作的精神，这就是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非的名言：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两者皆可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