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文渊从史脉中寻找先贤墨迹书香

计文渊收藏的嘉靖版《阳明全集》

2013年夏，在德川博物馆发现朱舜水秘藏的《监国鲁王敕书》原件

计文渊收藏的部分古籍善本

    方其军/文

    前不久，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了一个展览，其中有一幅王阳明书法《何陋轩记》手迹。余姚书画院常务副院长、文史学者计文渊收到朋友从现场发来的高清照片，由于此前他已对该幅书法的由来和递藏作过考证，认为这是一幅不可多得的王阳明真迹。他说：“若不是因为疫情影响，我真想飞去日本亲眼看看展览，站在王阳明《何陋轩记》展品面前，端详数日，献上瞻仰之意。”

    余姚，浙江省首批历史文化名城，素有“东南最名邑”“文献名邦”美誉。从古至今，余姚名士辈出，形成“姚江人物甲天下”现象。特别是王阳明和朱舜水的学说，在日本历史上影响深远。同时，虞世南、王阳明、朱舜水等余姚先贤的墨迹文献，也深受日本学者的追捧。

    最近十余年间，计文渊往返日本7次，平常亦与日本友人保持良好联系。每一次去日本，每一次通讯息，他只有一个使命，就是探寻与考究余姚先贤的遗墨，开展搜集与调研，试图为名邑乡邦的文献传承作一份贡献。

    由《朱舜水文献释解》

    史海钩沉寻觅遗珍

    2019年11月10日，“东亚视域下的朱舜水研究”学术研讨会最后一场“在阳明古镇建设中如何打造舜水文化元素”座谈会在余姚博物馆落下帷幕。活动由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浙江省稽山王阳明研究院、余姚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鉴于朱舜水在日本影响深远，中国学者邀请了日本学者参加座谈。中外学者围绕朱舜水知名度提升、物化纪念载体构筑等话题，深入展开学术、案例等层面讨论，观点碰撞、共识明显。

    计文渊在座谈会上说：“作为浙江先哲，朱舜水既有中国传统文化浓厚的底蕴，又置身于山川异域及广阔的国际视野，在中日文化交流史、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近年来，随着中日学者对朱舜水相关史料整理工作的推进，为进一步从东亚视域下开展纵深研究提供了新契机。”确实，计文渊不曾停息对朱舜水在日本的遗迹关注。

    早在2011年夏天，计文渊作为“德川博物馆儒学关系史料调查团”的成员，赴日本德川博物馆进行馆藏史料调查与研究，重点关注朱舜水相关文物与史料。德川博物馆是唯一能够看到水户德川家世传的系统性史料的博物馆，藏有珍贵文物3万多件，所藏的汉籍部分大多与朱舜水有关，且未曾公开。因此，将朱舜水、德川光圀及其弟子、《大日本史》编纂等相关的原始文献与解说公开出版，对于未来朱舜水研究的深耕工作有较大的帮助。

    调查团完成第一期选取53件真迹的调查成果后，汇编成《日本德川博物馆藏品录·朱舜水文献释解》首卷，2012年7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首卷分为“朱舜水与长崎”“朱舜水与德川光圀”“朱舜水及其弟子遗著”“朱舜水之书、印与画”“朱舜水与礼仪、祭祀”等5部分，由中日6名学者共同编撰完成，计文渊负责其中“朱舜水之书、印与画”部分的专家学者。此后，调查团还将定期整理调查成果，推出德川博物馆朱舜水其他文献释解读本。

    在与德川博物馆等机构的交往中，计文渊开展了去伪存真的工作。有一次，德川博物馆馆长德川真木向计文渊出示一件“朱舜水手迹”，想听听他的看法。计文渊乍一看，就觉得手迹没有朱舜水的气息，试探性地问：“这件物品应该不是您的家族传承下来的吧？”德川真木颇为惊讶，说：“对，确实不是德川家族传承的，而是外人相赠。”计文渊便说出其中的细节差异。有的日本市民在参加史料调查团学术报告会后，会带着家藏的朱舜水字画请计文渊鉴定，他都耐心察看，给出真诚的见解。“朱舜水在日本深受推崇，民间流传各类有关朱舜水的墨迹，有珍品，也有托名之作。”计文渊说，“那些托名之作有三类：一类是杜撰，纯粹无中生有；一类是仿作，依原作临摹而得；另有一类，以其他古人书画为底本，割去落款，补上舜水印款。”

    在与日本学者的互动中，雅集式的“唱和”让计文渊深有感触：“对舜水先生的惦念，大家心有灵犀。”有一次研讨，日本柳川市古文书馆馆长谈流传日本的舜水手迹真伪，与计文渊观点不约而同，并形成互补。围绕梁启超曾指出朱舜水的号为“舜水”是因德川光圀之请而作，日本方面有人认为在德川光圀询问之前六年，朱舜水就有落款“舜水”，从而对梁启超的说法存疑。而计文渊认为，之前的“舜水”落款可以作地名解读，比如，舜水先生也曾落款“古越”，这与梁启超的说法不相冲突。大家豁然开朗，深以为然。

    2013年9月，调查团继续在德川博物馆整理朱舜水史迹，为编著、出版第二卷《德川光圀文献释解》作准备。此次，最富有价值的成果是发现《监国鲁王敕书》真迹。监国鲁王朱以海是朱元璋第十世孙，在反清复明的抵抗运动中，朱舜水曾经十分信赖鲁王监国政权，史称其“切齿清兵，竭诚鲁王”。他不仅任官于闽浙的鲁王政权，而且还为其出谋划策，以示效忠。计文渊说，《监国鲁王敕书》的内容原文虽已附载于1982年朱谦之编校的《朱舜水集》之《安南供役纪事》后，但对其真实性，学术界历来有所怀疑。而此次真迹在德川博物馆发现，可谓无可争辩的“铁证”。

    由《王阳明法书集》

    不负经年上下求索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作为阳明故里的书法研究者，计文渊自费沿着王阳明的足迹考察寻踪，曾赶赴江西、安徽、湖南、贵州等地，步履所至，或攀岩爬壁，将找到的王阳明字迹拓印下来；或摄影笔录，用于史料考证。计文渊渴望从先贤留下的诗文、书札、碑刻等手迹中，从那些或清晰或斑驳的线条中，找寻先生遗留的风骨和强大的生命气息。1996年7月，最终编成《王阳明法书集》，由西泠印社出版，成为王阳明研究领域的一段佳话。

    1995年秋，计文渊收到时任余姚市政协主席章亦平转来的信。展开一看，落款人是日本阳明学大家、九州大学教授冈田武彦，他所著的《王阳明大传》近年来畅销世界。他曾为王阳明故居及墓地修复等在日本四处奔走、募捐，还在阳明先生逝世地江西青龙浦参加祭祀，含泪敬读祭文，在阳明学的研究与传播上，功勋卓著。冈田武彦写信给计文渊，所为何事？原来，尽管当时《王阳明法书集》尚未出版，但是计文渊搜集王阳明书迹的举动在阳明学术界已产生影响，远在日本的阳明学学者亦有耳闻。冈田武彦是想向他要王阳明《记功碑》全文，以作观赏研究之用。

    计文渊欣然应允，将从江西庐山拓取来的《记功碑》拓片双线勾描，做成厚厚一本折页，寄给冈田武彦。冈田武彦称王阳明书法“骨挺神骏，笔势飘逸，流畅清丽，有弘毅骏拔飘逸之气象”。除冈田武彦外，与计文渊有过神交或实际交往的日本阳明学大家还有多位，比如阳明学版本学权威、早稻田大学教授永富青地。2007年，在一次学术活动中，永富青地在与会名单上看到计文渊的名字，特地带上新著《王守仁文献学研究》，交给计文渊。在此书中，提到了计文渊及其《王阳明法书集》的成果。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之后两人成为频繁联系的学术友人，每有重要收获，即会切磋交流。

    后来，计文渊偶然获得明代嘉靖年间刻本《阳明全集》，相当难得，即想到与钻研阳明学版本学的永富青地分享。当下流行的《王阳明全集》基本以明隆庆版《王文成公全书》为底本，予以修正而成。往常，如遇其中值得商榷处，亦难有旁证。而明嘉靖刻本《阳明全集》的出现，较好地弥补了这一缺憾，对于《王阳明全集》至少可以发挥佐证、借鉴作用。比如，王阳明《思归轩赋》中的某些表述，两个版本就存在差异。计文渊认为，明嘉靖刻本《阳明全集》比明隆庆版《王文成公全书》更接近本真。永富青地看到《阳明全集》，称赞这个版本实属罕见，十分珍贵。

    在王阳明《思归轩赋》中的差异，计文渊为何主张《阳明全集》更可采信呢？因为他收有王阳明的《思归轩赋》书迹。2011年1月，他得知日本千叶县有一户人家保存着《思归轩赋》书迹，便委托在大阪工作的一个学生与对方取得联系。书迹留有“文化八年辛未四月双钩藏于考槃书室，元本佐藤大道珍藏。古山恒”字样，他考证到，这是1811年一位叫古山恒的日本人，以日本阳明学大家佐藤一斋珍藏的《思归轩赋》为蓝本所作的双钩摹拓。从书迹来看，与王阳明的书法风格一致，沉着清劲，风骨峻迈，每个字都散发着先贤的生命气息，可确定是珍贵善本。2011年8月，计文渊手捧上下两册《思归轩赋》书迹，感叹：“这套宝贵的先贤书迹，最终以阳明在世时日思夜想的故乡余姚为归宿。”

    收集、整理和研究王阳明书法成了计文渊生命的一条主线。他说：“在适当的时候，想补充修订《王阳明法书集》。”在日本求索王阳明书迹的过程中，也会有意外收获。比如，曾获黄尊素、黄梨洲父子的画像碑刻拓片。

    由虞世南《孔子庙堂碑》

    萌生最初的乡土景仰

    “在历史上，虞世南《孔子庙堂碑》是旷世名迹，但现存唐拓本罕见。虞世南唯一传世的唐刻原石拓本，清末已流入日本，系清代书法家、诗人李宗瀚收藏，称为‘临川李氏四宝’之一。”前几天，在余姚书画院，计文渊一边打开日本朋友提供的三井文库图录，向笔者展示原石拓本的影印本，一边饶有兴趣地解说拓本知识。“喜欢书法是我的禀性，而萌生最初乡土景仰的，正是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

    20多年前，计文渊在中国美院求学期间，在杭州南山路中国美院对面的一家画廊内，看到一套金丝楠木装册的虞世南《孔子庙堂碑》旧拓本。他端详良久爱不释手，当即买下，作为研习与珍藏。只是当时生活费就更紧巴巴了。“在书画研习的路上，有了这样的一个藏品，仿佛获得某种加持。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精神慰藉。”计文渊说，“虞世南是唐代余姚人，因为《孔子庙堂碑》，让我朝朝暮暮与先贤是如此靠近。”

    余姚虞氏，是名门望族，被誉为“一部余姚志，半部虞氏史”。确实，余姚虞氏自三国虞翻而显，此后绵延近千年，在历算、天文、文艺等领域，杰出人物迭出，群星璀璨。至唐代虞世南，可谓绚烂之极。“《旧唐书》载，世南虽容貌懦愞，若不胜衣，而志性抗烈。每论及古今帝王为政得失必存规讽，多所补益。为此，唐太宗称誉其‘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辞，五曰书翰。”

    日本历来对虞世南研究极为重视，数次去日本，计文渊总想方设法安排时间寻访虞世南流传拓本。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原立于唐贞观七年（633年），碑高280厘米，宽110厘米，楷书35行，每行64字。碑额篆书阴文“孔子庙堂之碑”。碑文记载唐高祖五年，封孔子二十三世后裔孔德伦为褒圣侯，以及修缮孔庙之事。计文渊说，“这是虞世南69岁时的作品，用笔含蓄朴素，气息宁静浑穆，呈平和中正气象，无愧为历代公认的唐初书法杰作。”

    “通过不同版本比照，可以最大限度地还原虞书本来面目。”计文渊说，北宋黄庭坚就曾对虞世南的书法不以为意，但当看到真的唐代原拓本时，不禁连连称绝。“可见，版本何其重要。我不满足于读印刷品上的拓本，也不满足于读同一时期的拓本。我考证发现，明嘉靖年间，西安曾发生一次地震，宋代翻刻的《孔子庙堂碑》遭受毁损，然后修复，而震前震后的拓本自然又有不同，修复后还搞错了原来文字的位置。就我现有的观察，三井书道馆所藏的唐刻原石本《孔子庙堂碑》最具‘还原性’和‘保真性’。”

    计文渊现在收藏着关于虞世南的书法、画像等诸多珍贵物件，其中不少是从日本购买而来。2014年5月，他在日本德川彰考馆翻拍了虞世南《孔子庙堂碑》七条本，又收集了德川家族编的《垂裕阁法帖》，其中收录虞世南《千人疏》《汝南公主墓志铭》《积时帖》等。计文渊藏多种虞世南画像，有唐阎立本刻本、明刻本、清刻本等，十分珍贵，展示了古代传统人物画的精湛线描和时代特征。其中，从日本购得的摹唐代拓本整张《孔子庙堂碑》，高近二米、阔近一米，在国内十分罕见。

    作为虞世南故里后学者，长久以来没有放松对虞世南的纪念和研究。1997年，由计文渊为主倡议并牵头参与，在余姚市中心建成虞世南故里碑亭，此后，附近的道路、学校都以世南命名。最近，计文渊正筹划虞世南书法馆陈列方案。他说：“基于虞世南研究与收藏的成果，余姚已有条件办一个虞世南书法馆。那将成为虞世南研究的重要载体。”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