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国平向记者介绍出土的“一号”文物——挖掘时第一孔带出的石器。

▲这是我国迄今出土最早、保存最完整的船桨。

▲出土的陶器。

◀出土的劳动工具贝铲。

出土的编织物保存良好。

    崔小明 文/摄

    一阵电话铃声响起，井头山遗址考古队领队孙国平接起电话。“孙老师，我想来看看你到底挖出了什么宝贝。”“欢迎，欢迎，我亲自带你参观！”不一会儿，一个壮实的中年汉子来到了孙国平的工地办公室，两人像久别重逢的朋友，热络地聊了起来。中年汉子叫李世龙，是井头山遗址地块原业主。8年前，他们的关系可没有那么融洽，一个要考古发掘，一个要建造厂房，两人曾多次正面“交锋”。

    最后，经过坦诚交流，双方达成了共识。

    由于这一“共识”，宁波的历史提早了1000年。

    ■　贝壳撬开“冰山”一角

    时间回溯到2013年10月。“菲特”台风席卷余姚，给余姚带来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水灾。台风过后，满地狼藉。余姚市三七市镇井头山村村民王维尧和堂哥王维新在一片长满杂草的工地上放羊。初升的太阳斜斜地照在草丛中，亮得让人眼晕。王家兄弟走近一看，大雨冲刷之后，裸露出一堆堆贝壳和动物碎骨头。井头山周围的余姚东部区域，之前发掘出著名的河姆渡遗址，后又有田螺山遗址的发现，当地村民都有一定的文物保护意识。兄弟俩捡起一袋物品，送到距离井头山1.5公里的田螺山遗址现场馆考古队驻地。但这些东西并未引起工作人员的太多注意，因为在田螺山已出土无数河姆渡文化陶片。直到好几天后，田螺山遗址考古领队、浙江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孙国平从杭州回到工地，看到这些放羊人送来的物品，他敏锐地感觉到这些东西与众不同。

    “人家觉得平常的东西你怎么会觉得与众不同？”记者问。

    “这是一种职业敏感。从事考古研究几十年，我一直在思考，我们宁波人的祖先来自河姆渡，但河姆渡来自哪里？”“老一辈考古学家发现了河姆渡，我们这一辈考古工作者能否比前辈走得更远？”孙国平做梦都想着这些问题。

    孙国平1965年出生于慈溪市，1984年以慈溪市文科状元的身份考入北京大学考古系。1988年毕业后，一直从事考古研究工作，跑遍了浙江省。2003年，孙国平参与田螺山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之后一直致力于河姆渡文化的研究，并成为这一领域的权威。

    “那些陶片和贝壳到底有什么不同？”记者追问。

    孙国平推了推眼镜，慢条斯理地说：“当时仅凭肉眼我就判断出这些陶片是七八千年前的，这不足为奇。但陶片和贝壳混在一起出土，不仅河姆渡、田螺山没有，整个长三角地区也没有发现过。”

    ■　“从未有过的遗址”

    孙国平立即想知道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掏出来的。遗憾的是，王家兄弟放下东西后匆匆离开，并没有留下电话和姓名，只说是在公路边的工地上捡来的。孙国平根据仅有的线索按图索骥，带着队员们沿着公路逐一搜寻，凡是动了土的地方，就进去察看。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追踪，最终锁定了目标。

    之后，孙国平通过三七市镇政府找到地块的业主李世龙，希望在这一地块做简单的考古调查。李世龙的企业主要生产胶管，出口到欧美地区。当时，他正准备在这块地上扩建厂房。王家兄弟在他工地上捡到的陶片和贝壳，就是进行地质勘探时带出来的。

    “考古调查可以，但别影响我建厂房。”李世龙对赔着笑脸的孙国平扔下一句不冷不热的话。孙国平是一个讷于言而敏于行的人。第二天，他就带着工作人员进场。几个人整整干了10天，掘开了一个长5米、宽3米、深3米的坑。结果一无所获。更糟糕的是，坑内土质十分松软，如果继续深挖，随时有坍塌的风险。

    “孙老师，你说的那个‘从未有过的遗址’靠谱吗？河姆渡和田螺山出土文物都藏在地下3米左右，我们已经挖了3米了，还全是烂泥。”助手用满是污泥的手擦了擦汗，一脸的怀疑。孙国平却很笃定，他心里在想：3米深没挖到东西就对了，挖到了就不特别了。不过，他决定暂停挖掘，改用手指头粗细的5米长的不锈钢考古探杆进行钻探。几个民工挤在坑底，徒手合力往下插，1米、2米、3米……到4米处，再也插不下去了。孙国平露出了惊喜的表情。

    “插不下去是因为碰到了硬的东西，就是贝壳层。这越来越印证了我当初的判断。”孙国平回忆道。

    “硬的东西也有可能是岩石、骨头、陶片等，在看不见、摸不着的情况下，你怎么就确定是贝壳层呢？”记者问。

    “这主要来自经验判断，钻探钻到不同的硬物，手感是不一样的。”主持过数十个考古项目的孙国平对自己的专业判断非常自信。

    孙国平马上向省考古所领队正式汇报，称发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遗址”。时任省考古所所长的李小宁支持他用机械钻探的方法进一步开展考古调查。

    2014年春节后，孙国平找来钻孔机械，在几个不同的位置进行钻孔取物，钻头孔径10厘米，每节钻孔1米，采取逐米钻探的办法，钻进去一米带一截土出来，再顺着这个孔钻一米……到距离地面第7米时,带上来的泥土中终于看到贝壳、陶片、骨器等。令孙国平感到惊喜的是，第一孔带上来的遗物中竟然还有一件几乎完整的石器。

    “这次出土的石器总共只有二十几件，第一孔就带上来一件石器，这比中了千万大奖彩票的概率还低。”孙国平顺手拿起编号为“1”的石器向记者展示，“考古发掘不但要科学、严谨，有时候还要一点点运气。”

    钻孔机只钻了7米，却足足跨越了8000年。根据遗物埋藏深度和器物形态，孙国平坚信，这是一处超越河姆渡的遗址，浙江省从未发现，长三角地区也没有！但要得到印证，还要进行科学检测。孙国平提取了出土的橡子碎片、木炭颗粒、动物骨头，分别送去北京大学碳14实验室、日本东京大学实验室、美国BETA实验室、南京大学碳14实验室进行年代测定。不久后，各地的数据陆续传来，四组数据都确定出土物距今在8000年上下。

    这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宁波乃至浙江继河姆渡遗址后的一次重大发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余姚市委、市政府迅速达成共识：正式发掘！

    ■　顾全大局让出地块

    听到消息后，李世龙坐不住了。这块地倾注了他10多年的心血，寄托着他的希望！李世龙那些年生意越做越大。他一直想找一块地扩建厂房。这块地是他一块一块“攒”起来的，前后花了十多年时间，终于连成一片。遗址发现时，他刚办好所有手续，准备开工。余姚市、镇两级政府就土地征用征求李世龙的意见。“支持考古发掘可以，但能否置换一块地给我？”李世龙说。余姚市委市政府明确表示：“我们既要发展经济，也要保护文化遗产，希望能实现‘双赢’。”在土地资源极其紧张的情况下，余姚市在三七市镇、丈亭镇、河姆渡镇甚至余姚市区调剂了一些土地让他挑选。最后因种种原因土地置换搁浅。看到政府部门这么有诚意，李世龙的态度也渐渐转变了：“我毕竟是喝着姚江水长大的，读书时看到历史书上有关河姆渡的介绍，心里也蛮自豪。”土地置换不成，李世龙退而求其次，答应货币补偿。经过多轮协商，余姚市出资2500多万元回购李世龙的这块地。

    ■　非同寻常的发掘

    地块问题解决了，发掘遇到的难题同样棘手。

    “主要是埋藏环境特殊，处于海相软土饱水环境，而且埋藏的深度在7米以上，这样的深度前所未有。”孙国平说。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就这次考古发掘的控制规模、操作程序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底下土硬，上面的土软，极易发生滑坡、塌方，怎么确保考古人员安全？”“那么深的坑，怎么确保文物被安全运送出来？”……一个个问题被抛出。经过科学论证，大多数人同意采用开挖煤矿的办法：先掘出一个基坑，迅速在坑的四周用钢板像插篱笆一样固定住，防止滑坡。

    掘坑的过程比较顺利。但到了用“钢板插篱笆”时，又遇到新问题。每根钢板有12米长，重达两吨，插下去后容易松动，无法固定。传统的做法是往缝隙里填充混凝土。

    “但考古发掘要考虑地下文物保护的特殊性，要采用对环境影响最小的办法处理。”孙国平说。经过反复实验，决定用黄泥与糯米粉掺在一起代替水泥，这是我们的祖先几百年前就用过的办法。经过试用，效果明显。以后即使恢复地块原貌，糯米粉和黄泥也会被土壤完全吸收。只是，原本3个月的工期，拖了一年多。

    “但这是值得的，如果考古发掘急功近利，以破坏遗址环境为代价，就违背了考古发掘的宗旨和意义。”孙国平说。几百根“钢篱笆”将基坑牢牢护住，考古人员可以下坑发掘了。

    2019年9月，孙国平率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市考古研究所、河姆渡博物馆的10余名考古工作人员开始入场。为了跟时间赛跑，他们放弃了双休日，只要天气允许，天天猫在基坑里。坑里泥泞不堪，穿上高筒雨靴，泥快没到膝盖，寸步难行。尽管工作环境恶劣，但每当看到一件件保存良好的罕见文物出土，就会给他们带来惊喜。

    从进坑之日起到今年5月，他们发现了灰坑、橡子储藏及处理坑、烧土堆、烧土坑、器物加工和食物处理点等遗迹十多处，出土各类可登记遗物数百件以及百余吨的先民食用后废弃的贝壳遗存和其他动植物遗存。经过初步总结，认为首次发掘取得了多方面的重大学术成果。

    ■　“井头山”的价值和意义

    矗立在遗址西北方向海拔72米的井头山，默默地见证了这次划时代的考古发现——

    考古工作人员弯着腰在10米深的坑里搜寻，一团一团裹着贝壳、碎陶片的泥巴通过传送带从坑底被送到地面。工人们在旁边的水池中用筛子筛洗泥团，陶器、石器、骨器、木器、贝壳就这样露出“真容”。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8000年前，井头山前的这片土地是一片宁静的海湾，智慧的先人们依山傍海过着群居生活，女人编织拾贝，男人捕鱼猎鹿。傍晚时分，山山落晖，树树秋色，辛劳了一天的人们在这里吃着海鲜，嚼着鹿肉、猪肉，分享劳动的喜悦。

    在出土遗物的临时库房中，几件编织物的碎片让人叹为观止：经纬分明，编织细密，工艺技术熟练，保存极好，很难让人相信它们是8000多年前的先民制作和使用的。更有甚者，出土的一大批木器色泽鲜亮，手柄光滑，制作工艺先进，不亚于晚了1000年的河姆渡木器。孙国平说，这在同一时期的出土遗物中绝无仅有。贝壳更是品种多、体量大、生长发育好。这些都充分证明，早期的沿海聚落，源远流长，中国海洋文化的源头在余姚、在宁波。

    浙江省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说，井头山遗址文化面貌独特，是迄今为止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一处海岸贝丘遗址，这是浙江境内首次发现的史前贝丘遗址，标志着8000年前海平面的高度，对研究海洋与环境变化有重要意义。

    “井头山遗址有自己鲜明的文化特征，陶器不同于河姆渡文化和跨湖桥文化，但又都有联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教授赵辉认为，井头山遗址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井头山先民的经济生活处于海洋浅水环境，与田螺山、河姆渡淡水环境不同。石斧柄、木柄形制还是第一次见到，而河姆渡文化代表性文物——骨耜一件也没有，与已知河姆渡文化有所不同，“井头山遗址不仅丰富了宁波、余姚的史前文化内涵，又牵扯一系列重大学术问题，井头山遗址既有稻作农业又有渔猎采集的经济形态，与内陆同时期的跨湖桥文化关系有待讨论。赵辉认为，通过比对井头山海洋资源生产方式和河姆渡文化以淡水环境资源和稻作农业为主要生活资源的利用方式，可明显区分为两个不同时期的社会发展状态。但在不同的特征中又体现了趋同性。所以井头山文化很有可能是河姆渡文化的前身。

    看到这么多出土遗物，孙国平感到欣慰。这次考古发掘也留下了一些待解之谜，比如虽然找到了很多先民聚落生活的遗迹，但没有发现他们的房子——干栏式建筑；虽然出土了中国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用于航海的船桨，但没有发现独木舟。

    而缺憾，正可以激励后来者继续努力，破解更多的史前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