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龙镇冠英村就停车位、垃圾分类的问题召开“村务听证”。

鄞州区司法局“法治问诊小队”在颐璟园社区调研基层治理法治问题。

姜山陆家堰村周二夜学开启接访服务推进矛盾纠纷一线化解。

    记 者 龚哲明 通讯员 舒 哲    文/图

    编者按：法治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基本遵循。社会治理创新的根本目的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而社会治理创新的前提，就是让法治思想、法治理念走进社区村庄、走入千家万户，让群众拿起法律这把锐利的武器，来处理利益冲突、矛盾纠纷，来治理大家共同的家园。鄞州区基于法治理念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为我市高水平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提供了一些经验和启示。

    “塘溪宪法主题园”，多次亮相央视《将改革进行到底》《法治中国》等主题政论片；全市首家集普法宣传教育、预防违法犯罪、心理健康辅导等为一体的综合性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落户东钱湖检察室；依托下应街道小蚂蚁6号空间，打造小蚂蚁宪法广场，延伸村社示范法治教育基地建设……

    法治春风一阵又一阵吹向大街小巷、村庄田园，吹进群众心坎里。春风清新，带来神清气爽；春风和煦，化雨滋润大地；春风及时，驱散层层雾霾。一个个建立在法治之基上的、由人民群众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创新模式，顺应形势发展需要应运而生，打开了一扇扇新“窗口”。

    “调解超市”：村里解纷争

    村民之间，因为利益、面子等问题发生冲突，引起纠纷，这是难免的。就算在全国文明村姜山镇陆家堰村，这种小摩擦也是免不了的。

    今年初，一个被村民誉为“调解超市”的接访服务工作站在姜山镇司法所协助下建了起来，夜间开门，为村民一站式提供矛盾纠纷接待调解、法律咨询引导、信访代办等服务。“调解超市”还向村民承诺：“小事不过夜、大事不过周”，村里纷争一线解决。

    那天，陆家堰村接访服务工作站的灯刚亮起，村民朱某就满脸不快、嘴里嘟囔着走了进来，要为当天刚发生的一起邻里纠纷事件讨说法。“说话不要急，慢慢讲，我们有时间听，也会把事情解决好。”面对情绪激动的村民，村党支部书记姚宏法劝说道。姚宏法是村里的“当家人”，也是工作站的调解员之一，调解经验丰富。姚宏法认真倾听、记录在册，详细了解后就从法理上解释这件事情的对与错，并表示自己会联系对方做个协调，前后不到十五分钟，一起邻里小矛盾就化解了。朱某一通情绪释放后心情好了起来，指着墙上那句“诚心来，舒心回”朝大家会心一笑，跨出大门安心回家睡觉去了。

    基层人民调解力量，来自基层、熟悉基层，懂法治、善调解，是社会治理创新的中坚力量。除了是调解员，他们经常还是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普法员、协管员、网格员，作用巨大。

    在云龙镇，“四员合一”体制展示得更加明显，“小事不出格、大事不出村”。这里所说的格，就是社会治理中的“网格”。2019年7月，云龙镇的44名专职网格员经过培训后上岗工作。但他们的身份可不只是专职网格员，同时承担起调解员、普法员、协管员（辅警）的工作，实现信息共享、平台共用的“四职一体”，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镇村管理的积极性。

    “四员合一”工作模式由云龙派出所与云龙司法所共同创新推出。全镇18个村（社）、44个网格中，活跃着44名专职网格管理员，参与网格化管理的志愿者和社会人士有1000多人。实施专职网格化管理以来，90%的矛盾纠纷能在网格内成功调解，真正做到了“小矛盾不出网格，一般矛盾不出村社，复杂疑难矛盾不出司法所”的基层治理体系。

    “四员合一”工作模式启动后，云龙司法所将对各村在册网格员进行调解与普法培训，并就调解案件规范记录、系统上报开展定期考核，形成网格化调解、网格化普法格局。

    专职网格员在创新社会管理工作中充分发挥了根植基层、贴近群众、沟通便利的特点和优势，及时收集社情民意，反映群众诉求，专业调解委员提前介入，对症下药，为乡镇提供精细化服务，共同筑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村务听证”：共商村里事

    冠英村地处云龙镇中心区域，与宁波城郊接壤，近年来因为流动人口增加，小小的村道车满为患，村民经常遭遇停车难。

    今年9月，冠英村村委会打算给村里划停车位，让车子有秩序停放。但是划停车位涉及家家户户，这地块怎么划，收不收费，如何管理？这些问题立即摆在了村干部面前。于是，他们将问题提交到镇司法所，申请“村务听证”。

    很快，镇司法所受理此件，并提前组织“评议团”，通过三天公示，通知更多群众前来旁听。

    活动那天，许多关心这一问题的村民前来村委会会议室，旁听“村务听证”活动。听证会上，村干部将划车位的计划方案充分说明后，村民们开始对方案发表自己的看法，比如有些位置不好划车位，而有些位置可以拿出来做车位，使得方案中存在的问题得到提前改进。听证会上，还对是否对停车进行“收费管理”征求了村民意见，最终17名评议团人员通过投票，90%不支持收费。但为了便于管理，实行发放停车牌，这样一发现乱停车，就马上能查到车主和其居所。

    “通过听证，村民们还主动帮我们想办法，结果增加了停车位一百多个，并且在村民的帮助下，我们还找到了两辆‘僵尸车’车主，并督促车主清理掉了。”带队参加这次活动的云龙镇司法所所长林炯说，提前进行村务听证为村镇工作带来了很大好处，矛盾和问题得到避免和提前化解，“后来冠英村划好停车位之后，没有任何投诉和问题反映。”

    据统计，“村务听证”模式施行一年来，共化解13起“老大难”问题，村民送来的锦旗挂满司法所会议室。

    那么，“村务听证”为何受欢迎？林炯给出三个答案：一是升级“村民说事”，打造规范化平台。为延续原有的“樟树下议事”“长廊说事”的良好氛围，将村民自主决策、村内调解的成果保留和存续，云龙镇司法所出台了《村务听证十八条》，从申请到公告，从纪律到流程，规范听证环节，加强听证的严肃性。在各村、社布置专门的听证会场，统一会场布局，并全程录像以作留存。二是升级“内行队伍”，提升专业化保障。为使听证结果被更广泛认可，推动听证会标准化进程，云龙镇改派司法专业人员、律师等主持听证，对争议事项进行政策或法律上的引导，注重和强调证据的证明效力。通过安排联村干部、党员、村民代表等作为听证人或评议团成员，引导、点评并鼓励村民积极发声、有序发言。三是升级“听证事项”，实现多领域覆盖。将村民间的矛盾，如邻里纠纷、家庭赡（抚）养问题、遗产分配问题；村民与村集体之间的部分矛盾，乃至村民关于村务决议的异议、建议，均作为听证的适用范围，实现“多维化解、村务公开、民主监督”一举三得。

    “法治诊所”：服务送上门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一字之差，却是质的飞跃。社会治理，强调更好地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而政府要做的是更好地服务。

    就在今年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企业即将复工复产之际，鄞州区司法局组建了五支“法治问诊小队”，由五名局领导领队挂帅，结对尚诚社区、颐璟园社区、世纪花园社区、同欣社区、殷家社区，面对面为社区企业发展“问诊把脉”，一对一为社区企业发展、基层治理保驾护航，为社区法治建设提供包干跟踪服务。被社区、企业称为流动的“法治诊所”。

    如今，每周二夜访成为鄞州区司法局一项常态工作，也使基层法治问题能够更及时得到“处方”。

    与“法治诊所”一样，创新仲裁服务，也是司法行政管理部门强化服务意识的重要一招，实现了让劳动者维权“零次跑”。

    “就按流程输入信息申请了网上调解，没想到真的拿到工资了。”随着当事人小李收到约定工资，鄞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又成功受理了一起网上调解的申请。通过规范的操作指引、信息输入、案件分配、流程转换，鄞州的劳动者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全套劳动调解服务。

    当事人小李在年前被公司解雇，但尚有两个月工资没有拿到手。年后受疫情影响，出行不便也没有找到工作，小李很着急，便尝试通过线上平台维权。鄞州区仲裁院仲裁员兼网络调解专家施丽丽收到网上申请后，第一时间向小李了解具体情况，随后电话联系了公司法定代表人释法说理，公司当即同意支付工资，并表示今后会严格执行工资支付等法律规定。

    为保证疫情期间存量案件和新增案件及时妥善处理，维护辖区劳动关系和谐稳定，鄞州区仲裁院不断创新办案方式，加快“互联网+调解仲裁”建设步伐，提升线上服务能力，在线上立案的基础上，聚力聚焦网络调解、网络仲裁等“不见面”仲裁服务方式，把服务工作做得更深入。

    政府服务更贴心，群众实惠更加多。群众的获得感，表面上看是来自贴心服务，本质上就是来自法治。只有法治，才能体现出政府及部门的大公无私、公正公平，才能使群众尊崇法律、遵循法律、敬畏法律、爱上法律，才能最终实现高水平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高水平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的主要目标

    坚持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不断健全制度体系，全面提升治理效能，推动宁波市域治理现代化走在全国全省前列。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最多跑一次”牵引各领域改革全面突破、全面见效，形成一套更加完善的市域治理制度体系，数字化支撑全面覆盖各领域，治理能力进一步提升，为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更高效能的保障，为实现市域治理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市域治理现代化，形成与建设“名城名都”相适应的高水平整体治理效能；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高水平实现市域治理现代化，成为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市域治理示范城市。

    （摘自《中共宁波市委关于高水平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的决定》）

    让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为模范生加分

    龚哲明 

    加强社会治理创新，高水平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这是宁波当好浙江建设“重要窗口”模范生的题中之义，也是加分项。鄞州区基于法治理念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为这个加分项找到了一种有效途径。

    我们都知道，基层社会治理中自治、法治与德治是有机结合的一个整体，而法治是自治与德治的边界和保障。

    前些年，网络上曾出现这样一条新闻：河南一个村变成社区，村集体财产大增。但就在这个时候，村委会公开除名两位年龄超过30岁的女村民。依据是由村民会议通过的村规民约里有规定，闺女长期在外，年龄超过30岁，不再享受村组待遇。按照这一村规民约的逻辑，女孩子超过30岁必须结婚外嫁，就算那时其实是没嫁，也算嫁掉了，不再是本村村民。这是多么荒唐的逻辑。

    村规民约是村民会议基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授权而制定的，是村民自治的一种形式。只要其遵循了法定程序且内容合法，就受到法律保护，具有法律效力，可以约束全体村民。但是，上面那条村规民约的规定，完全置婚姻法的婚姻自由权于不顾，本身已经违法，就不具备法律效力了。因此，法治为自治划定了边界，也提供法律保障。

    而德治是较高追求，德治以自治与法治为基石，并对自治与法治形成有力补充。一个村子里，往往会有几个德高望重的老人，村民发生纠纷经常找他们裁判，老人按大家都能接受的道理判断是非曲直，作出处理。这就是德治的一种形式，在基层一些小事都可以通过德治来解决，避免了动不动就诉诸法院，可以让有限的法律资源用在更需要的地方。但德治的前提还是法治，老人作出的判断必须合法，一旦违法，则处理结果同样无效。

    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缺一不可，但法治在三者中处于重要位置。

    再一起来看鄞州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一些做法。先看“调解超市”，人民调解是我国法律所确认的一种诉讼外的调解形式，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广泛使用。“调解超市”是建在群众家门口的调解工作室，村民有纠纷发生，随时可以找上门调解，像逛超市一样方便，纠纷一般都能“不过夜”“不出村”就合理解决掉。

    再看“村务听证”，这是一种“有事好商量”的中国式民主表现形式，实际上就是村里事、大家议，让涉及自身利益的村民都来听、来商量。“村务听证”的组织方是镇司法所，评议方由威望较高的村民及一些法律界人士等组成，可以确保“听证”活动不跑偏，始终沿着法治轨道行进。

    还有“法治诊所”，这是对政府部门为基层提供法律服务概括的、形象的说法。从过去的社会管理到现在的社会治理，政府与其他社会主体之间形成了一个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而政府及部门在共同体里更多地承担起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法治诊所”，让这种变化更加形象化。

    当好浙江建设“重要窗口”模范生，这是市委的庄严承诺，宁波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必定为模范生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