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心记》剧照（洪虹 摄）

    岑 颖            

    6月12日，宁波小百花越剧团青春版越剧《洗心记》首演。剧作情节跌宕，人物丰满，笑中带泪，赢得了疫情以来首进剧场看越剧的宁波戏迷的掌声。

    《洗心记》是郑朝阳的本子，郑朝阳也是《洗马桥》和《苏秦》的编剧。本剧秉持了编剧善于洞察人情与心理的扎实风格，是一个不错的剧本。

    有趣的是，对于这出戏，同行看戏的朋友中，已婚者与未婚者的观感截然不同：前者心领神会，后者一头雾水。的确，如果没有经历过一些婚姻的甘苦，很多心境是难以体味的。

    尹青梅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好媳妇。她刁蛮刻薄，嚣张跋扈，完全是一副“河东狮”的模样。对丈夫颐指气使，对公公和小侄儿刻薄虐待，到了背弃人伦的地步。她之所以这样做，原因颇值得咀嚼。所谓看到公公感到压迫、看到侄儿怕他争夺财产，都是表象；追究根源，是因为她的内心始终憋着一股怨气。这股怨气，源于理想婚恋与现实状态的巨大反差，和精神上的终极孤独。

    尹青梅长得美，情感细腻，又颇有风情。但她嫁了一个完全不懂她内心的“愚夫”。这有点像潘金莲嫁于武大郎的委屈，又有点像杜丽娘“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的不甘；但又不只是对美貌“错付”或“闲置”的委屈不甘，更有一种内心不被理解、精神无法获得交融的痛苦。她既认知自己的价值，又发现自己的价值无法被丈夫认知与理解，在一个女人只能做“男人脚上那双鞋子”的时代，既无奈，又孤独，心中便郁结着无处纾解的怨忿。

    更令她绝望的是，丈夫杨万石忠厚、善良，对她言听计从，呵护有加，在婚姻上更是私德无亏，是常人眼中万千女性求之不得的好丈夫。因此，她在婚姻中的“缺氧”状态，根本不可能被舆论同情，更不可能利用舆论来讨伐丈夫——没被反过来讨伐“恃宠而骄”“身在福中不知福”就不错了！

    于是她装病撒泼，发泄怨忿，做了一个真正的“泼辣旦”。她迁怒于人，既迁怒于给她压迫感的公公、有夺财之虞的侄儿，也迁怒于妥协、纵容她的丈夫——要打则打要骂则骂，又是揪耳朵，又是赶出房门睡地铺。杨万石喜欢她又心疼她的“心疼病”，便事事依从于她，所以更显得愚钝懦弱，这自然与她期望的丈夫更不相符，所以这种依从在短暂满足她发泄情绪的需要之外，更会加剧她的怨忿。如此往复，夫妻间，家庭中，也就生成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

    尹青梅这一形象，让我想到很多年前央视《半边天》节目中张越采访的刘小样。刘小样是八百里秦川上土生土长的乡村妇女，有常人眼里幸福的家庭，却常常陷于“无端”的痛苦。她虽没受过高深的教育，但这并不妨碍她成为一个“永远在思想中的人”。她有很多对爱、对生活、对心灵的感悟，脑海里总是萦绕着许多完全与日常物质生活无关的、带有哲学意味的思考，她“宁要痛苦，不要麻木”。我不擅长记人名，但十多年前看的这期节目，使我至今记得“刘小样”这个名字。值得庆幸的是，刘小样有一个愿意纵容她这样去思想的丈夫，起码在这一点上，他是懂她的。我想，尹青梅的痛苦可能没有刘小样那么深刻，却是有相似之处的；而从不被人理解这一点上看，她又比刘小样更孤独。

    说到这里，是不是有点似曾相识？身为女人，你有没有过被老公的迟钝伤到，却还要被责怪太“作”的经验？有没有过精神世界无法被老公理解、常常深感“鸡同鸭讲”的无奈与孤独感？其实，反过来也是一样，男人也好，女人也罢，两性差异所造成的隔阂，使得人们在婚姻中难免面对这样的处境，只是在男权社会里，女人的这种痛苦更隐秘、更深重一些。再推而广之，除了婚姻关系，普通人之间难道不会遭遇类似的隔阂、无奈、孤独和痛苦？

    所以我以为尹青梅这个人物的情感逻辑，在前半部里是非常通畅的。正因为如此，她才会因为马介甫劝杨万石让她自己来送赡养银子，而认为马介甫是个好男人，因为他懂女人的心思；却又在下一刻，当杨万石因此误解她对马有非分之想时顿时气炸，把他赶出房门。

    可惜的是，这个人物并没有按照这样的情感逻辑往下写，剧作也没有顺着这个情感逻辑去解决戏剧矛盾。后半场，马介甫设计，杨家人用善良与亲情打动了尹青梅，令她愧悔交集，痛改前非，戏又回到了传统的“妻贤夫祸少，家和万事兴”的主题。这样一来，不但中断了处于婚姻关系中男女心灵困境的探讨，甚至重新把女性推回婚姻中的依附状态，甚是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