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上旬的某一天，奶奶总是格外留意堂前的那张洗衣桌。小桌为长方形，桌面已经洗得发白。在没有洗衣机的年代，大多数家庭的洗刷用具就是一张洗衣桌。因为肥皂凭票供应，碱水成了另一种洗涤剂。在我的记忆中，那张小桌除了洗刷功能，它还是墙门里的“公共邮箱”。那时,大墙门里七八户人家没一个统一或专属邮箱，每次邮递员上门，高喊一声某某人信、某某某汇单，随即便将来信或汇单放在洗衣桌上。

    那几天，奶奶便有些惶惶不安，生怕丢失或漏听。我家邮件的收件人不是父亲就是母亲，唯有每月一次的汇款单，收件人是祖母。邮递员高喊一声“陈秀英汇单”，奶奶就激动得面孔发红。而此刻，无论奶奶、父母还是阿姨，神情都会变得凝重与神秘。每次收到汇款单后，奶奶就会莫名消失一个多小时。其实邮局离家颇近，来回不过十几分钟，压根用不了那么长时间；如果是星期天收到汇款单，离家消失的多半是父亲了，父亲骑着自行车，比祖母步行快一些，说快也往往要个把钟头。

    稍长，我朦朦胧胧知道了家人收到汇款单神情惶恐的原因。奶奶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大舅公因戴上坏分子帽子而被开除公职，全家老小八口人的生活无着。小舅公每月按时汇款接济哥哥一家。为避嫌疑，汇款单由奶奶中转。奶奶的成分是工人，属红五类。但胆小的奶奶生怕他人发现汇款单的秘密，以免受到牵连，所以每次收到汇款单总是惊恐伴随高兴，这张薄薄的纸片关乎一家八口人的生计啊。

    打记事起，就听奶奶夸小舅公如何如何会读书，至今仍记得两个细节：一是为省油灯里的油，他时常坐在大人的麻将桌边读书，二是成年后见一上海亲戚沉湎打牌而不再登门。我读初中时，才见到奶奶心心念念的小舅公。此时，一度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帽子的他已获“解放”，重新工作，经常被邀为首长会诊。这次从西安来上海出差转道回甬省亲。小舅公长得比祖母口描述的还要清秀、儒雅，操一口略带乡音的普通话，说话充满磁性。小舅公特别喜欢小妹，我们姐妹仨数小妹最会读书。那次小舅公看到小妹一边看书一边绕手套，就让母亲别让孩子干这种手工活。他好像还说了句，现阶段的重点是读书，以后有的是赚钱时间。当年母亲接来绕手套的活儿，倒并非让我们赚钱，而是想以此束缚我们的行为，省得我们到外面疯玩。小舅公话不多，但影响了我们，母亲从此不再接手工活，还特意为我们订了《新民晚报》与《中国青年报》。恢复高考后，我与小妹均考入大学，小妹考出甬城高考女生第一的高分，进入上海交大学习。

    无巧不成书。小舅公到来的那天，邻居一小孩刚动完扁桃体摘除手术，晚饭后流血不止，听说我家来了医生客人，便登门求助。小舅公一听，立即放下饭碗，由父亲陪同前去邻居家，查看后说得马上送医院复诊。后来那位邻居时常与母亲说起小舅公，说你家的客人救了我家儿子的命。

    之后，小舅公又来过几次宁波，一次是出访日本回来不久。那年春天，宁波不是刮风就是下雨，小舅公见皮鞋沾了不少泥迹污水，便说去日本一星期，他的皮鞋一直锃亮，衬衣领子也干干净净。这是我第一次听长辈这么赞美日本。小舅公也经历过日本人侵略中国的苦难，但他能客观评价日本，且以自己的亲眼所见说事。我与小舅公接触不多，但每次听他所言，便心有所动，他或多或少教会了我，要以自己的眼光公正客观评价世界。

    父亲与小舅公通信时，常提及我们的学习情况，偶尔寄上几张我们成长的照片。寄照片时，我曾模仿大人，在照片上写上“外公外婆留念”之类的字眼。记得有次落款，将外孙女的“孙”误写为“甥”字。小舅公回信时，专门写了一段关于“孙”与“甥”的区别，纠正我的错误用法。还有一次，他来信邀请我们去他西安的家，并说届时一定陪我们去趟延安，瞻仰红色根据地。无奈学生时代囊中羞涩，最终没能去成。

    本世纪初，我寄了本新出版的《留住慈城》，请老人家雅正。寄出没几天，就接到他从西安打来的长途电话，向我祝贺，还说书中《保黎之最》一文勾起了他的回忆。早在1918年，保黎医院便开始使用X光机，开我国应用X光机之先河。小舅公是放射科专家，难道他是受保黎医院X光机的启蒙吗？震惊之余，我说以后找机会请他做口述史。他一听，异常兴奋，便在电话那头讲起自己早年从西门外徒步去慈城保黎医院学习的故事。虽有请他做口述史的打算，可我在宁波的课题一个接一个，慈城千年古县城的文化有做不完的田野调查……人啊，就如《我想去桂林》唱的那样，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有时间，等有了时间又有钱，我与西安外公却天各一方，这便是我的遗憾。

    谨以此文纪念小舅公陈雅各百岁诞辰，愿他与他的兄妹在天堂一切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