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磊 

    今年，在媒体的牵线搭桥下，直播带货中出现了很多市长、县长的面孔。同时，以拼多多为代表，电商平台掀起了“战疫助农”“消费扶贫”新模式。领导带货有助于当地农户搭上数字经济快车，解决农产品滞销问题。同时也推动了地方政府与电商平台、短视频平台之间深度合作，通过大数据分析指导销售思路，建立农产品以销定产模式，打通了上下游产业链，从根本上惠及广大农民。

    例如，作为快手上最炙手可热的主播之一，四川省甘孜州稻城县赤土乡贡色村的格绒卓姆已经拥有了近200万粉丝。收青稞、挖虫草、唱藏歌，她借助快手平台，宣传家乡的风土人情，帮村子脱贫致富。2018年的虫草季，格绒卓姆利用快手平台，一个月帮助整个村卖了30多万元的虫草和松茸。她的故事被国内多家媒体报道，2020年1月还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

    “带货经济”带活了乡愁。90后的李子柒爆红海外，在Youtube上的粉丝突破1000万，成为首个在该平台粉丝破千万的中文创作者。她的作品大量表现中国农村场景及古风古韵，深受海外网友喜爱。李子柒100多个视频就有超过1000万粉丝，超越了美国三大媒体粉丝数量，BBC粉丝862万，CNN粉丝948万，HBO粉丝201万。很多人反思李子柒为什么火，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她在短视频中高调为中国文化“带货”，却不急于卖货。

    带货经济不应是带“祸”经济，要有明确的法律规范和界定。直播带货的进入门槛较低，背后存在诱导消费、虚假宣传、质量差、退货维权困难等诸多问题。还有的把带货搞成“视觉污染”，以低俗言语、画面博出位、求关注。如此种种，都让这一新兴行业充满了浮躁气。直播带货不该是质监盲区、法律盲区。

    “带货经济”不是“网红经济”。在中国，与网红经济相关的词汇还有“多渠道网络”（Multi-Channel Network，即MCN），MCN靠孵化网红为生。近日发布的《2020中国MCN行业发展研究白皮书》提到，2019年中国MCN机构数量一举突破20000+，相较2018年翻了近4倍。在某种程度上，网络红人意味着流量经济，看谁能够吸粉（丝），“流量就是第一生产力”。因此，隐私保护、知识产权保护、信息安全等问题还没有完全纳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

    笔者在海外调研时，常常问到外国人怎么看待中国产品，很多人马上会说出两个词，一个是便宜（cheap），一个是质量不好（poor quality），即“便宜没好货”。“带货经济”给很多人的感觉也往往是主播如同打鸡血式的“传销”，要么是千人一面的美，要么是作践自己的丑，就是为了吸引眼球，不断突破底线，这是不持久的，早晚会出现“审美疲劳”。未来，“带货经济”一定会从国内走向国际，会从眼球经济走向心灵经济，始终不变且需珍视的应该是质量与信用。

    在国内经常听到，“告别内容为王的时代，迎来IP（知识产权）为王的时代”。这种说法在国外是不成立的。外国专家认为两者是如影随形、相伴相生的，不能割裂。因此，对“带货经济”而言，货是硬核，真正的好货就是好内容、好IP。而在国内，的确很多人是把内容和IP分开来看的，所以导致短视频平台上“带货经济”发展很快、野蛮生长，但是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不诚信的行为时有发生。因此，要培育带货主播以及公众对数字经济的知识产权意识，要建立良好的“带货经济”生态与诚信机制，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在“带货经济”时代，我们不应丧失对“货”的想象力，什么是“爆款”？除了快消品、日用品、土特产与乡愁之外，能否带知识、带观点、带视野？任何一个行业，最终成功的密码都是：尊重自己所选择的事业，并带动社会进步，由此赢得尊重。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