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龄前，我们一家人都住在外婆家里。

    外婆家是座清代木结构四合院，院子里种了一棵葡萄树，外公经常坐在葡萄架下与人闲聊。西厢房西边，有方小天井，天井南门直通外面的弄堂，门一开，弄堂风便长驱直入，吹得浑身通泰。天井不大，但那棵橙树很有些年头了，枝繁叶茂，横斜出墙。橙子成熟时，围墙外常有邻家小孩手持竹竿敲打橙子，外公外婆知晓，一笑置之，从不驱赶。橙树下，有口石井，绳痕斑斑，整天冒着凉气。夏日炎炎，母亲用网袋套住西瓜，沉入井里冰镇。晚饭以后，我们姐弟几个躺在竹躺椅上，仰望星空。外面暑气逼人，小天井却是个清凉世界。一家老小围坐吃西瓜时，萤火虫不知从哪里飞了进来，萤光一闪一闪，煞是神秘、好看。姐姐有时捉住几只，放入玻璃瓶，让我玩耍。天井上的星星和月亮，好像就长在我的头上，踮起脚尖就能摘到。夏天的这些夜晚，母亲和外婆经常给我们讲扫帚星、北斗星，讲月亮上的嫦娥、吴刚和桂花树……为我们编织对于世界最初的好奇。

    二十世纪60年代末，我刚上小学，一家人搬离外婆家，住进了桃源街宁海剧院对面的瓦房里。此地位于缑城闹市，有三六九的集市，有杂耍摊，剧院几乎每天上演样板戏。我家两间低矮的瓦房，屋内是泥地，家里没什么像样的家具。印象较深的是一个烧饭的土灶，旁边一堆柴火，墙角则是大水缸。我们姐弟仨的床，是用门板搭起来的。

    离开外婆家后，这夏天开始变热了。有人告诉我，他曾亲眼看见电线杆上的麻雀因为中暑而跌到地面。傍晚时分，父亲照例要去人武部门口的一口石板井打水。打水回来，架起竹梯，爬上屋顶，用脸盆将水泼在瓦片上，瓦片顿时冒出一片水汽。父亲用这种最原始的降温方法，试图让儿女们在夏夜里睡得香甜。

    上了初中，因为要建电影院，我家又搬到天主堂的院子里。上世纪70年代的天主堂，早已停止宗教活动，变成了一个烟火味十足的大杂院。里头工农兵学商，挤了上百号人。那时候住房紧张，我们一家五口，挤在一间半平屋里，那半间还是自己搭的临时房。屋小人多，夏天燠热无比。于是一到晚上，家家户户在门前泼洒凉水，搬出方凳躺椅，聚集到院子里纳凉。男人们穿大裤衩，上身赤裸，女人长裤汗衫，几乎人手一把蒲扇。我家隔壁的胖陈叔，平时在桃源桥上摆地摊，帮人挖“鸡眼”。他常常拿草席铺在烂泥地上，一躺下就睡着，呼噜打得震天动地。陈叔赤身露肚，肚子滚圆像只西瓜。最热闹时，院子里集聚着几十号人，或站或坐或躺，七嘴八舌。在县剧团当演员的萧阿姨偶尔兴起，唱起一段“李铁梅”，引得众人纷纷喝彩。天主堂内是夏天最风凉的地方，尽管教堂大门紧锁，但我们这些小孩有办法从门缝钻进去。教堂宽敞，穹顶高十余米。有次，我在教堂里美美睡了一晚，次日醒来，满眼五颜六色的窗玻璃，闪烁着奇幻的光影，童话般美丽。

    上世纪80年代初，天主堂院子里出现了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它的主人是人武部陈秘书。夏天纳凉时，陈秘书会慷慨地把电视机搬出家门，与邻里共享。记得有部京剧电影，叫《节振国》，讲述的是矿工们与日寇和资本家英勇斗争的故事。天主堂院子里还住着一对本县最好的医生，夫妻俩都是医科大学毕业生。在我眼里，他俩是整个院子里最斯文的人。趁着纳凉，夫妻俩会给邻居看个病。那时电影票十分紧张，有位邻居正好是电影院卖票的，于是纳凉时常被邻居围住，要求开个后门。

    我们家于1986年搬离天主堂大院。到今天，当年的邻里还时常惦记、走动着。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城市逐渐被钢筋水泥包围，一到夏天，整个城市闷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幸亏有了空调。如今，家里、商场、办公室、私家车，空调就像空气，无处不在。有了空调，人出汗就少了，皮肤好像总被堵着，不畅快，这似乎不是夏天该有的生活状态。

    我常常会怀念旧时的夏日。那时虽然热，但自然植被多，河流生态好，许多人家门口有清水流淌的小水沟。那些马头墙高耸的老墙门，鹅卵石铺就的通道，上面青苔密布，小草摇曳，它们就像人体一样会呼吸，海绵一样吸纳着夏天的一波波热浪。

    记忆中的夏天，有一种怀旧的亲切，似乎也有触手可及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