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生 

    对中国人来说，房子绝对不是单纯意义上的物理居住空间，还负载了丰富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内涵。儒家思想加上农耕文化形成一股合力，让中国人对房子有着不同寻常的心理认知和社会认知。这种社会心理有三个表现：

    第一，安土重迁。对房子的重视和依赖和中国的孝道文化息息相关，是祖灵崇拜的产物。祖先墓地所在、家族祠堂所在、父母所在地是界定家的最重要的三大特征。各家各户都是围绕祖墓、祠堂添置产业，世代相守。苏辙73岁生日时，在颍州已经置下房产，但还是感慨“三千里外未归人”——有房未必就有家，只有祖先、父母遗骨所在地，才算是真正的家。

    第二，安身立命。中国人从来都信奉有房才有家，看看“家”“宅”“室”三个字就明白了。“家”的本义是养猪的地方，后来引申为人的居住地，喻义很明确，人安财富——宝盖头象征房屋，遮风避雨，猪代表人丁兴旺，财富满满。

    “宅”的本义是寄托的托，是双手托梁架屋，许慎后来将这种意义无限引申，解释为人类安身立命之所，也就是寄养身心之地。这种解释深刻反映了中国人特有的一种价值观念：自己有才是真的有，历来重视房屋所有权，轻视租赁权。

    想当年，白居易京漂20年，租房子租得垂头丧气，写诗感慨：“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卜居》）——京漂没房的日子，特别羡慕两种动物，一是蜗牛，别人自带房屋，从来不会担心房价上涨，房租高低；二是大老鼠，走到哪儿都能打洞安窝，繁衍子孙。大诗人到了知天命的年龄，有了自己的房子，才舒口气、叹口气。苏东坡一辈子大气洒脱，但飘荡江湖几十年，连房子都没有，所以，定居许州，好朋友李端叔修房子，苏东坡点赞之余，免不了顾影自怜，哀叹“我年七十无住宅”。

    作为精英阶层的白居易、苏东坡对房子的焦虑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焦虑：不是没房子住，而是住的房子不是自己的。

    这一点和西方文化差异特别大。在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人在心在家就在，所以，只要是一家人在一起，无论是自己动手建房，还是图方便省事租房，都没什么问题。高高兴兴活一辈子，这才最重要。至于死后，子孙是自己建房，还是买房，那都是子孙自己的事，跟爹妈无关。但在中国人看来，生下孩子就得给他一个家，除了有爹有妈，还得有房。活着一家人其乐融融，死后儿女也不会寄人篱下。

    换句话说，中国的不动产文化语境中，房子不单纯是居住的物理空间，还是精神空间；不仅是私密性的自我存在，还是一种伦理性的人际依存！所以，苏辙后来有了自己的房子，不乏骄傲地吩咐子孙：房子给你们修好了，老子的任务也就完成了。现在就两件事，吃饭、睡觉，别打扰我！

    再看“室”。“室”的本义是休养生息的地方，是家中最隐秘、最安全的空域。为什么称之为“室”？许慎的解释是“实也”，也就是填充、充实的意思。后来代指男性娶妻为“室”，女性嫁夫为“家”，这就是“家室”的来源。古代男孩到了成年，爹妈都得“授室”。什么意思？置下房产，娶回儿媳。

    儒家文化圈中，成家立业的“家”和“业”都指向一个共同目标：房子。所以，才有了中国式的婚房，没有新房，旧房也得加上媳妇儿的名字，不买房、不加名不仅意味着恋爱无成，还意味着婚姻告吹。不仅悲催，而且丢脸。有人专门统计过，纽约的住房自有率是41%，北京是多少？86%。直到今天，北方生下儿子，真的就成了建设银行，爹妈加上爷爷奶奶拼着一辈子当房奴，也得给儿子、孙子攒下一套婚房！

    第三，安居乐业。特别注意“安乐”两个字。为什么“安乐”？按照建筑美学的命题：房子是人性在空间的投影。一个小鲜肉在北上广有房子、有老婆、有孩子、有工作，那就是典型的四有人才，幸福指数有多高，不用测量，看看别人走路霸气侧漏的气场就知道。

    这种文化心理还催生了一系列制度，影响着人的自我认同和社会形象。为什么将买房与落户、读书、社保挂钩？这些不仅仅是资源配置问题，还涉及对城市的认同度、归属感等心理认知问题。房子代表的符号意义远远超过实体意义，成为人在城市的第二张“身份证”。

    房子对内是自我身心的归属；对外是自我形象的塑造。房子就是对生活方式的一种诠释，是物化的自我。

    来源：深圳特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