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娉（左）协助捐献者家属办理手续。（陈敏 张林霞 摄）

医护人员向捐献者默哀致谢。（陈敏 张林霞 摄）

韩立萍 制图

    记者 陈 敏 通讯员 张林霞

    器官移植，一边是逝去，一边是重生。而行走在这生死之间的，就是器官捐献协调员。每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的身上都挑着一副担子，一头是捐献者家庭面对死亡的绝望，一头是器官衰竭患者面对新生的渴求。

    2010年12月12日，宁波市作为浙江省3个试点城市之一，启动人体器官捐献工作，2011年12月实现首例人体器官捐献。这几年，我市器官捐献人数不断增多，截至今年6月30日，浙江省器官捐献累计1419例，其中我市器官捐献累计221例，占全省的15.57%，器官捐献总量居全省第二。

    器官捐献，让一个又一个生命重获新生。而每一例器官捐献的背后，是协调员们日夜奔波的辛劳，是旁人难以体会的酸甜苦辣。

    一份鲜为人知的职业

    “你愿意捐出他（她）的器官吗？”这个问题，汪敏询问了无数遍，也被拒绝了无数遍。但是，下一次，汪敏仍然会一遍遍地询问。她说，也许每问一次，就有人多了一分生的希望。

    在从事器官捐献协调工作之前，汪敏是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肝胆胰外科的一名护士。李惠利医院是浙江省较早开展肝移植的医疗机构，可是因为肝源奇缺，很多重症病人排队等待肝源，经常因等不及而失去生命。2014年，汪敏成为李惠利医院的器官捐献专职协调员，那年她29岁，年轻、漂亮。

    “器官捐献协调员到底是做什么的？”经常有人会好奇地问汪敏。汪敏向记者介绍了她的工作流程：与家属沟通协调、办理相关捐献法律文书，与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共同见证家属知情同意、捐献者死亡和器官获取这一过程，手术结束后组织医护人员向捐献者默哀，协助家属把捐献者遗体送到殡仪馆，参与捐献者的告别仪式，对家属进行心理安慰等。

    6年了，经汪敏协调，成功实现器官捐献的已有80余例。对于这些匆匆逝去却给人世间留下生命礼物的大爱人士，汪敏一一作了记录。她说，自从担任器官捐献协调员以来，自己的一颗心就时时被撕扯着。一边，她深深感动于每一位捐献者及其家庭的大爱；一边，她为这些生命的仓促离场而痛心。而最让她受不了的是那些幼小生命的离去，这其中，最让她难以忘怀的是小女孩涵涵。

    那是一个漂亮、可爱的小女孩，放学回家路上被一辆货车撞飞，未能抢救过来。为让幼小的女儿在这人世间留下点什么，伤心的父母决定帮女儿捐献器官。那天，悲痛欲绝的妈妈一边诉说着女儿的往事，一边哭；汪敏一边倾听，一边也忍不住流泪。那天，汪敏特意上街为女孩精心挑选了漂亮的公主裙、雪白的连裤袜，还有黑色的小皮鞋，回到病房，她亲自为女孩换上了新裙子……涵涵走了，留下了一肝两肾。后来，女孩妈妈给汪敏发来微信道谢：“谢谢您为涵涵所做的一切，她还从来没有穿过这么漂亮的裙子！”合上手机，同为母亲的汪敏不由得泪如雨下。

    说起来，汪敏已是一名老资格的器官捐献协调员了，可是每一次得到有潜在捐献者的信息，每一次面对病人家属时，她仍会感到惴惴不安。她一次次在心里问自己：病人家属已经很悲痛了，我这时候去跟人家提捐献器官的事，会不会太残忍？但是，另一方面，器官衰竭患者的病情不等人，许多病人的生命正在以“分”倒计时，她不得不抓紧每一分钟。

    在宁波，像汪敏这样的器官捐献协调员有21名，其中有4名是移植医院的专职协调员，除汪敏外，还有鄞州区第二医院的章娉、李翊儿和赵钰石。联系上章娉时，她正在余姚寻找潜在的器官捐献者。每周总有两三天，她和医院的另两名器官捐献专职协调员会去各区县（市）的医疗机构走访一遍，ICU、急诊科，是她们的必到之处。

    2007年，我国颁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标志着人体器官移植事业进入法制化进程；2010年3月，中国正式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开始建立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体系，第一批器官捐献协调员接受培训、持证上岗，并深入医疗卫生机构，宣传动员、发现潜在的器官捐献者。

    协调成功率不足三分之一

    “协调器官捐献难吗？”“难！”章娉告诉记者，鄞州区第二医院是宁波市有移植资质的医院，医院有专职协调员3名，每年捐献量占全市器官捐献量的60%左右。她从事器官捐献协调工作已经9年了，成功协调了百余例器官捐献。协调器官捐献的成功率只有20%-30%，每一例成功捐献的背后，是协调员们一次又一次的努力。“绝大多数是被拒绝的。”章娉无奈地说。

    2019年夏天，鄞州区第二医院急诊科收治了一名中年女子，她刚从老家来到海曙古林打工，却不幸从一辆农用车上掉下来，导致颅脑严重受损。面对生命已无法挽救的母亲，闻讯赶来的儿子悲痛欲绝。章娉等人几次上前和女子的家人交流，除了她儿子，其他人都同意病人走后捐献器官。她儿子说，爸爸早逝，是妈妈独自一人千辛万苦将兄妹俩养大，他虽然理解支持器官捐献，但不忍心让妈妈走后再挨一刀。章娉说，患者在ICU躺了20多天，她们和其家属沟通了20多天。其间，那个小伙子两次同意帮妈妈捐献器官，但又两次反悔。

    而这样的“失败”，每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曾经碰到无数次，他们遭遇的质疑和压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汪敏说，很多次，当她急匆匆赶到家属面前时，家属却抱歉地告诉她：“对不起，我们现在不考虑器官捐献！”更有甚者，她还未开口，家属已经大吼着让她“滚”她虽然感觉委屈，但非常理解家属的心情。

    按照相关规定，器官捐献，必须经过父母、配偶、成年子女等所有直系亲属的签字同意。很多时候，直系亲属因承受不住来自亲戚朋友的压力，最终未能在文件上签下“同意”二字。章娉认为，让遗体保持完好的传统观念，仍是器官捐献面临的最大阻力，而另一个阻力来自某些社会舆论。“相当一部分器官捐献者的家属，他们同意捐献，却无论如何不愿意接受媒体采访，他们担心自己的善行被世人误解。”章娉说。

    不过，令协调员们欣慰的是，这几年，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宁波人正在转变观念。

    去年12月，象山林女士和一对女儿作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帮助脑梗后去世的丈夫捐献一肝两肾。可是，林女士一家的决定受到了家族部分成员的反对。启动捐献那天，家族多名成员来到李惠利医院，阻挠器官捐献。林女士和女儿用大义说服了这些亲戚，最终，亲戚决定尊重林女士一家人的决定，并希望把这份生命的厚礼送给有需要的人。

    也是在去年，慈溪一对母子不幸遭遇车祸，双双离开人世。同时失去妻子和儿子的乐先生悲痛欲绝，却作出了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举动，他主动联系当地红十字会，帮母子俩捐献器官。后来，儿子捐献了一肝两肾和一对眼角膜。

    2011年，我市实现器官捐献1例，2012年16例、2013年11例、2014年25例、2015年30例……捐献者中，年龄最小的出生才29天，最大的66岁，他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送出了最宝贵的礼物。

    24小时待命说走就走

    器官捐献协调员是一份极其辛苦的职业。一是身心疲惫，他们要经常面对生离死别，面对捐献家庭的悲伤、痛苦和无助，并且要尽可能地为家属提供帮助，时间一长，心理压力会很大。二是经常要出差，他们经常日夜兼程赶赴全国各地，为的就是能在最短时间内拿到患者家属的签字。

    2018年4月，鄞州区第二医院收治了一名突发性脑出血患者。经沟通，患者的哥哥同意在弟弟走后帮其捐献器官，可是按照器官捐献相关规定，必须取得患者父母、子女的同意。患者的亲人都在遥远的黑龙江省西北部，对该院的器官捐献协调员来说，又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旅程。那天，李翊儿和另一名同事匆匆出发，先乘飞机到哈尔滨，再转乘火车到齐齐哈尔，下火车时已是晚上9时多，可离目的地还有2个多小时的车程，两人只得在齐齐哈尔住宿一晚。次日凌晨5时，两人搭上一辆出租车便急急赶往患者老家。所幸患者父母、女儿都很通情达理，签下了同意书。两人再次匆匆踏上回程，汽车、火车、飞机，一路狂奔，这天晚上11时多，两人终于精疲力尽地赶回医院，这例器官捐献才能正式启动。

    “手机24小时保持畅通，随时待命，说走就走。”这是器官捐献协调员的日常。有一次，汪敏好不容易有机会带着儿子去丽水参加工会疗养，可第二天一早，正当母子俩准备跟着大部队去游山玩水时，她接到了一个电话，有患者要捐献器官，急等她回去办理相关手续。“好，我马上返回！”没有二话，汪敏重又收拾起行李，带上不情愿的儿子踏上了返程路。从此以后，汪敏再没有出过远门，因为捐献随时可能发生。

    “选择这一职业，后悔吗？”“不后悔！”章娉告诉记者，在鄞州区第二医院，目前有近500名肾衰竭患者在苦苦等待着肾源，而该院每年可以成功实施肾移植的患者仅50名左右，原因正是肾源的匮乏。章娉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帮助那些正在苦苦等待的患者。

    让章娉感到温暖的是，她的工作得到了家人的支持。女儿为她感到骄傲，有一次在学校演讲时说：“我妈妈是器官捐献协调员，她的每一次成功，都会有人得救……”

    这是一群令人尊敬的工作者

    看了汪敏、章娉等器官捐献协调员的日常工作报道，不禁为他们的职业精神深深感动，这是一群令人尊敬的工作者。

    为了生命接力，他们不仅辛苦，还牺牲了很多时间上的自由。24小时待命，接到电话说走就走，这是他们的工作特点，因为器官衰竭患者的病情不等人。为了争取捐献者亲属的理解支持，为了及时拿到亲属的签字，他们奔走在全国各地，耐心细致地做亲属的工作，无法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甚至连陪儿子旅游的“自由”也没有，接到通知半途返程，而且从此不敢远行。

    为了生命接力，他们内心时常处于煎熬中。一边是悲痛欲绝、撕心裂肺恸哭的逝者家人；一边是急等着器官移植的患者，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内心很煎熬：“病人家属已经很悲痛了，我这时候去跟人家提捐献器官，会不会太残忍？”正如汪敏说的那样，自从担任器官捐献协调员以来，她的一颗心就时时被撕扯着。不要说他们，就是我们局外人，想想也是煎熬得很。

    为了生命接力，他们甘受无尽的委屈。当器官捐献协调员急匆匆赶到逝者家属面前时，礼貌的家属会说声“对不起”；不理解的家属则大吼“滚”。可以想见，这样的委屈不会只碰到一两次。之所以说他们“甘受委屈”，是因为他们并没有因为被痛骂而消沉，相反还能将心比心，去理解家属的心情，而且，他们至今依然执着地从事着这份事业。

    器官捐献协调员工作的压力，的确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没有很高的职业素养，没有大爱精神，是很难坚持下去的。我们要感谢他们，是他们给广大患者带来了重获新生的希望！（李国民） 

    关于器官捐献的三个问题

    人身体上哪些器官 可以捐献

    一个人身体上的心脏、肝脏、肾脏、肺脏、胰腺、小肠等器官均可捐献，另外还有两个角膜。最多可挽救7个人的生命，给两人带来光明。

    器官捐献者需具备

    怎样的基本条件

    人体器官捐献者一般要求年龄小于65岁，主要视捐献器官的可用性而定。原则上，有关器官功能良好、没有感染艾滋病或其他严重传染病，没有癌症(除原发性脑肿瘤)者，都适合捐献器官。最后，经评估组织的专家评估器官是否适用于移植后，才会进行手术。

    如何表达捐献意愿

    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愿意逝世后无偿捐献器官救治他人，可以到当地红十字会器官捐献管理机构，填写并递交《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表》。

    此外，可以登录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网站www.codac.org.cn或微信公众号（中国人体器官捐献），进行线上登记。登记完成，将获得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实体或电子登记卡。

    （陈敏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