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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7月28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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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知我意 “格”梅见艺心

——徐仲偶“只言梅语”艺术作品展观后


徐仲偶
(周建平 摄)

徐仲偶作品 (周建平 摄)

    汤丹文            

    

    书香之梅——徐仲偶“只言梅语”艺术作品展,日前在天一阁博物馆云在楼举行。此次,徐仲偶先生带来的50余件形态各异、别具一格的水墨梅花作品,让人惊艳。有论者认为,徐仲偶以木刻入笔的这些水墨梅花,“枝干、叶枝和花瓣以不符合自然规律的方式错综穿插”,进而按照内心的需要,重构了一套梅花的“生命逻辑”。

    作为观念形态的艺术作品,都是时代和社会情境的反映。徐仲偶的梅花作品大多创作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他为展览确定的主题是:“国魂,疫情里绽放的寒梅”。

    徐仲偶在一幅作于“庚子年正月”、题名为《不屈服》的作品中这样写道:“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华夏的同胞们无论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在为战胜疫情倾注每个人的爱。中华民族进入了一个最艰难的时候。我们只有万众一心才能打赢这场战斗。我感动于国人们的精神,以此画纪念这一伟大的人民。”

    在徐仲偶看来,新冠肺炎疫情是人类百年未遇的劫难。当医护人员在一线抗疫,患病者与病魔抗争,艺术工作者自然要争分夺秒担负起“向前线送水送食”的职责。只不过这些水、这些食,是艺术作品而已。疫情期间他创作的梅花,粗拙而有山石之意,用他的话来说,许多是“情急力就之作”。

    但对艺术家来说,疫情也未尝不是一个能静下心来、一门心思思考艺术和进行创作的时机。徐仲偶把创作的主题寄予梅花,也是一种心灵的对应。在他看来,梅花“凌寒而独立,报春而不争”的品格,与他“在孤独中站立、在乱世中独行、在安详中度日”的人生态度,高度契合。

    当我们抛开疫情这一特定情境,徐仲偶的梅花作品,更多体现了向艺术大师潘天寿的致敬。在展厅里,悬挂着徐仲偶亲书的两个条幅,一是“梅花知我意”,二是“艺术的高下,终在境界”,而后者正是潘天寿对后学的谆谆教导。

    作为宁波大学潘天寿艺术学院院长,徐仲偶初涉梅花题材是在2017年一个阴雨绵绵的冬日。他说,那一天,学院硕士研究点终于获批。深夜,他在画室里画下了第一枝凌寒傲雪的梅花。而就在那一刻,他感觉和从未谋面的潘天寿有了心灵的交流。他自言自语道:“先生,我来了。”

    事实上,徐仲偶的梅花作品,也正是潘天寿大美学意趣的“灵魂附体”。潘天寿的艺术作品沉雄奇崛、浩大刚正、骨如铁成。潘天寿有四方印章,分别为“一味霸悍”“强其骨”“宠为下”“不雕”。在徐仲偶的梅花作品中,我们看到了许多潘天寿式“至刚、至正、至中”的风格。无论构图还是点染用色,他的梅花摆脱了中国传统水墨梅花“高才放逸或以淡雅之笔出之”的束缚。有的梅花图中,梅枝甚至能以出枝90度示人。这就是求变,或许在徐仲偶眼中,时代的变化,观念的演进,中国画的符号系统乃至意境、笔墨,必定也要随之而变?

    徐仲偶曾说,他在创作梅图时,会刻意离开真实自然的梅花形态,要的是与传统国画不一样的观感体验,不要任何娇弱香艳的姿态,只取梅花的傲骨,因为他画的是心中之梅。

    这种变,让我想起了潘天寿先生的许多变体画。比如《江洲夜泊》,比如秃鹫立于石之上的《雄视图》。这些题材作品,潘先生画了好几幅,不同时间都在画,有的甚至相隔十多年。对于某一主题一画再画,除了寄托情思外,更多诚如美术理论家陈永怡所言:“(潘天寿)为画面的改良或推敲的目的而重画,用不同的构图来表现或强调不同的意境。”徐仲偶画了这么多梅花,也可归之于变体。

    潘天寿先生以重色、彩色来画兰竹,看能不能同样画出兰竹的清气和风骨,徐仲偶以构图方正、张力十足的墨梅,致敬大师,其实也在探索以现代的设计感和形式感,展现梅花的神韵。我甚至猜想,徐仲偶是否借助类型化的梅花,去表达内心情感,以获得一种隐含性的象征表现?

    徐仲偶本人也曾对笔者谈及,现代性就是结构性,没有结构性,现代性就无从谈起。“中国当下的艺术不能做传统文化的笨子孙,一味地泥古不变。”中国画也必须向现代性转轨。

    变体画是一种艺术实验,是对自我否定之否定,是对艺术的不懈追求。徐仲偶梅花作品在笔墨、图式以及视觉传达上的探索,也是走在了一条“格物致知”、追求艺术极致的道路上。如同王阳明“格竹”一般,他画了这么多不一样的梅花,也许是想通过“格梅”致知,进而“穷理”,以追求艺术的真谛。

    当然,艺术家们所穷之理不是儒家的仁义道理,更多的是自然之理和艺术之理。艺术家通过这种“格物”,进而达到体悟本心的目的。

    这些做法,在徐仲偶的创作历程中是有迹可循的——他曾经推出多幅以卯榫、核桃为题材的系列版画作品,也正是通过对这些物象内容上的穷尽,来达到形式上绵延不断地探索。

    在中国的文化当中,“言之于物,融合不分;言即是物,表即是里”,内容形式是统一的。形式、构图、章法上的探索,是为了凸显内容,这在中国画里,就是为了表现某种意境或境界。

    与哲学家的格物致知不同,艺术家不是为了抵达一个抽象的绝对真理,而是通过“格物”致知,创作“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形象艺术世界。在这次展览的文本上,徐仲偶引用了陆游的《梅花绝句·其一》,笔者认为极有意思,不妨引录于此:“闻道梅花坼晓风,雪堆遍满四山中,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

    对艺术家而言,也许就要在一树梅花之前,个性化地创造出“化身千亿”的婆娑世界。这也是当下可作为心灵救赎的艺术,与哲学和宗教的根本区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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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