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董小芳 王佳 通讯员余宁）无力偿还债务被起诉，企业往往会陷入资产冻结、上“黑名单”的窘境。法院是“一刀切”强制执行，还是有条件地“放水养鱼”？记者昨日获悉，今年前7个月，宁波法院系统在全国首创的自动履行正向激励和信用修复机制，已让宁波611家企业获益，“诚信红利”持续释放出经济推力。

    “我的2000万元贷款批下来了，工人也陆续到岗，公司终于看到生机！”日前，余姚市浦宁不锈钢有限公司总经理马红涛激动地给法官打来电话。

    疫情突如其来，马红涛的企业被迫“停滞”。雪上加霜的是，自身贷款到期，又陷入担保危机，她被诉至法院。

    余姚法院调查发现，马红涛并非恶意拖欠。对于愿意遵守诚信的失信主体，依据两项机制，法院积极协调当事双方达成还款协议，并及时进行信用修复。马红涛的企业“起死回生”，被执行款如约履行。

    自动履行正向激励和信用修复机制，旨在通过正面引导，以柔性方式促进当事人诚信履行裁判义务。去年9月，宁波在试点基础上全面推广。

    “两项机制的推行，初衷是切实解决执行难，完善和提升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并不是对失信者的纵容，‘柔性激励’和‘刚性惩戒’相辅相成。”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陈志君介绍，今年大疫当前、百业艰难，宁波法院以两项机制为企业复工复产、融资扩产提供支持，助力企业造血再生。

    江北区一家教育培训机构，因疫情影响经营受挫，被投资人告上法庭。困顿之际，法院依据两项机制帮忙“谋出路”，目前培训机构恢复正常运营。两项机制持续发力，最大限度保护和激活市场主体。据统计，今年1月至7月，宁波已有611家企业通过两项机制获得了诚信履行贷、提升信用评价等红利，其中有63家企业和个人获得贷款授信1.1亿余元；信用修复后履行标的额2.98亿元。

    今年5月全国两会上，两项机制被最高人民法院写入工作报告；7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全面推广自动履行正向激励做法。

    “这两项机制，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和促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积极探索，更是以‘诚信红利’优化营商环境、激发经济活力的有益尝试，前景广阔。”在昨日的自动履行正向激励和信用修复机制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所长陈甦如是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