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小组上级领导丁公量（右三）和小组成员：乐群（女，右四）、周迪道（右二）、周斯明（左二）、冯禾青（右一）、王福林（左一）。（20世纪80年代摄于杭州西湖畔）

丁公量（右一）和400小组成员周斯明（左一）、冯禾青（左二）、莫奇（左三）。（2003年10月摄于上海）

日本宪兵队当年就驻在永耀电力公司办公大楼。

    方 平

    编者按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抗战后期，侵华日军驻宁波宪兵队里有一个反间谍小组——新四军400小组。他们在浙东区党委敌工委（后改称城工委）和新四军浙东纵队政治部敌工科领导下，冒着极大风险钻入虎穴狼窝，机智勇敢地同敌人作斗争，在隐蔽战线上立下奇功。他们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我们永远铭记。

    本文作者为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顾问。1949年七八月间，曾与400小组成员冯禾青在宁波军管会职工部驻长春镇工作组共事。

    乐群受命

    宁波姑娘乐群，镇海小港乐家人（今属北仑区），1918年出生于上海，富商家庭出身。高中毕业时，“八一三”战火迫使她逃回小港老家，参加了抗日救亡宣传队。1938年初，乐群与其他12名队员一起投奔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受到周恩来同志接见，并介绍他们去参加新四军。同年6月，乐群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苏北新四军军部后方政治部任宣传干事。1943年初，为了加强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奉命与其他被抽调的300余名军政干部一起，南渡杭州湾进入四明山。浙东区党委考虑到乐群在宁波有社会基础，派她在城里建立一个秘密联络站，平时受区党委敌工委直接领导。

    1944年11月的一天，中共浙东区党委书记谭启龙召来乐群，当面交代任务说：区党委研究决定，派你去领导一个已潜伏在宁波日本宪兵队里的反间谍小组，任务艰巨，时间紧迫……于是，乐群来到敌工委驻地慈南西岙村（对外名称“大陆商场”）。主持日常工作的敌工委副书记粟后（丁公量）同志把宪兵队和反间谍小组的基本情况作了一番介绍，并明确布置她的主要任务是，担任区党委敌工委与这个小组之间的政治交通，代表上级组织与他们单线联系，考察掌握小组成员政治思想与工作生活情况，具体指导他们的工作，并赋予在紧急情况下具有临时处置之权。实际上就是这个小组的政委。敌工委还确定这个小组的工作方针是：迷惑敌人，站稳脚跟，广交朋友，积蓄力量。

    粟后同志最后说，为了隐蔽与联系方便，小组成员除了化名，还使用代号。组长周迪道，化名朱人达，代号401；组员周斯明，化名周列平，代号402；组员冯禾青，化名马鹤九，代号403；组员王福林，化名王福舟，代号404；组员莫奇，化名徐国芬，代号406。而乐群的代号就是这个小组的代号：400。大家必须对外用化名，对内用代号。之前有个联络交通员张炎，是“特别党员”，在城里开了一家小店作掩护，他只负责传递信息。

    说起日本宪兵队，当时宁波城里妇孺皆知。1941年4月，日寇攻占宁波后，宪兵队设在市中心开明街永耀电力公司办公大楼。大楼底层地下室设有牢房，备置了各种刑具，凡被抓获的抗日志士就在这里用刑逼供，常常传出阵阵惨叫声，是个十足的“魔窟”。宁波沦陷一年后的1942年4月19日，宪兵队在全城围捕抗日志士100多人，都被关押于此，个个遭受严刑拷打。三北游击根据地民主政府龙山区区长华一鸣就是在这里被宪兵放出狼狗活活咬死的。这个宪兵队的队长叫大场敬一，下设警务、特高、思想三个课，特高课专门对付国民党及其特务组织，课长木场重雄；思想课专门对付共产党新四军及抗日根据地，并负责抓捕我地下党人员，课长铃木政一。思想课与特高课的宪兵都是受过专门训练的，惯于采用软硬兼施手法，是一伙穷凶极恶的职业特务。

    乐群离开四明山根据地后，来到城里的秘密联络站，准备对反间谍小组成员进一步考察了解，并团结在自己周围。

    将计就计

    1944年初，四明山根据地南山财经委主任、老党员周迪道被日伪军逮捕，关押在宪兵队牢房遭严刑拷打，坚贞不屈。后在叛徒对质下，不得不承认现任职务，但未泄露任何机密。宪兵队的铃木规劝他，只要以后能为日本人办事就可以获释，这无非是叫他当汉奸。已化名为朱人达的周迪道口头上表示“同意”，暗中立即写信给区党委书记谭启龙和纵队司令员何克希，主动提出想仿效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办法，乘机打入敌人内部，继续为党工作。还写下誓言“如认为不妥，我即可与敌人一拼”。

    其时，我根据地也正苦于对日军内部情况不甚了解，谭、何首长与丁公量研究后，认为这是个好机会，完全可以将计就计。何克希司令员以何静名义写了一封回信，原文是：“迪道同志：你主动向党汇报被捕情况，请示对今后工作的设想，很好！组织上相信你，同意你的意见。我们没有必要去作可以避免的无谓牺牲，希望你尽心尽力，多动脑筋，埋伏在敌人的心脏里，完成革命的反间谍的伟大任务。但在作出重大决定前，要向组织上请示报告。”

    这样，朱人达(周迪道)即被封为宪兵队1号“密探”，并安排在呼童街101号徐家住下。后来周迪道凭借能在虎穴狼窝巧妙周旋的本事，逐渐成了大名鼎鼎的“朱大密探”，实际上担负起了反间谍斗争的艰巨工作。

    反间谍小组成员周斯明已化名周列平，本是浙东区党委机关报《新浙东报》南山办事处主任。1944年2月，周斯明在日寇下乡扫荡时被捕。被关在宪兵队遭刑讯时，周斯明一口咬定自己是小学教师，准备回家结婚。不料，一个叛徒认出了他，敌人软硬兼施逼迫他参加“和平”，对付四明山根据地。周斯明起初软硬不吃，拒绝当汉奸。后来，周迪道暗地里做通他的思想工作，遂同意跟周迪道一起干。

    再说冯禾青。他是鄞县西乡人，已化名马鹤九。1944年2月，浙东游击纵队从四明山撤到三北时，他奉命留下坚持在慈南，不料被坏蛋出卖，遭敌人俘虏，押解到日本宪兵队。也是周迪道做了工作，将他保释出狱，留下来表面上当了“朱大密探”的联络员，实际上也是反间谍小组的一员。

    宪兵队把周斯明与冯禾青安排住在聚奎巷12号，主人徐章翠老太太是铃木认的“干妈”。铃木本想利用徐老太太监视他们，结果适得其反，徐老太太倒成了周斯明、冯禾青等400小组的保护伞与情报提供者。

    代号404的王福林，化名王福舟，原在温岭、杭州等地做地下工作，1943年调来浙东，任三北地委敌工总站下属慈姚站站长，后又任慈姚县委敌工部部长。经他出谋划策，策反了伪中央税警团八连60多人，在打死反动连长后，将部队安全拉入根据地，受到上级表扬。一次，王福林在做伪军工作时，途中遭遇敌人，从他身上搜出一张写有新四军领导人名字的字条，便被关押在宪兵队。区党委敌工委立即指示周迪道尽力营救。周迪道规劝王福林明里参加“和平”，在自己麾下当个联络员，实际上也成了一名反间谍小组成员。后来王福林的主要任务是整理编写情报。

    代号406的莫奇是个女同志，原名莫孝贞，15岁在上海读中学时就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担任地下交通员。1941年1月参加苏中根据地新四军一师所属服务团（文工团），1943年初调到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1944年初任鄞县古林区秘密交通站负责人。在送情报途中，被日伪军抓捕，也关押在日本宪兵队。仍是周迪道按照敌工委指示：以假称要让莫奇（已化名徐国芬）给他当“小老婆”为由，营救出来，跟他住在一起，迷惑敌人。莫奇实际上担任了反间谍小组秘书的角色。

    广交朋友

    多个朋友多条路，小组成员非常注意和形形色色的人物交朋友。徐章翠老太太年轻时曾随丈夫在日本神户做生意，与当时正在创立同盟会的孙中山先生有过交往。1931年全家回到宁波，不久丈夫去世，家道衰落，靠积蓄和出租房屋为生。在日本鬼子侵占宁波后，日本宪兵队有几个头头曾住在她家里，思想课长铃木自称也是神户人，干脆认徐章翠为“干妈”，目的当然是想利用她，为他们服务。而徐老太太的爱国心未泯，表面上应付铃木，答应监视住在她家的人，暗中却协助、掩护我小组人员。每每在铃木面前帮周、冯说话，反过来还把铃木说的宪兵队的一些事情告诉周、冯。

    周迪道认为日伪人员也不是铁板一块，完全可以从中物色一些可以“交朋友”的对象。如“八大密探”之一的龚涛，年纪不到30岁，只是因为办事勤快，受到铃木的青睐。龚涛涉世不深，头脑简单，周迪道与他交上朋友后，劝他不要跟鬼子贴得太紧，少干一些坏事。

    当周斯明还被关押在宪兵队牢房时，认识了两个“难友”李诚与李之华。他俩原先都是国民党方面的人，释放后当上了特高课的“密探”。经多次做工作，都成了周斯明的“莫逆之交”。

    冯禾青出狱后，最先安排在大密探成建家中。成建是个铁杆汉奸，而他手下两个“联络员”与冯很谈得拢，不久也就成了“知交”。

    莫奇作为一个女同志，常与日伪头面人物的太太、小姐一起搓麻将、进舞厅、坐酒楼，渐渐地与其中一些女流变成“朋友”。

    周迪道凭着脑筋活络与丰富的处世经验，与宪兵队几个头头巧妙周旋，表面上毕恭毕敬，俯首帖耳，博得大场和铃木等人的“信任”，使自己在敌人面前说话更有分量。他甚至与一个叫阿玉的妓女交上了“朋友”，阿玉认为他很规矩、很仗义，很尊敬他，周迪道从阿玉嘴里得到了一些别处听不到的“信息”。

    400小组成员根据不同对象尽量做到“化敌为友”，集中力量对付日本侵略者。一天，周迪道对莫奇说：“敌工委指示，有个姓张的上海进步女青年来宁波后，准备去四明山投奔新四军，不料被伪军抓去关在鄞县监狱，要我们设法营救。”正好，莫奇已跟伪军军官赵清鸣的母亲、妻子交上了朋友，她们没有文化，就帮她们写写信、算算账，取得了信任。莫奇向赵清鸣妻子提出，自己是那个张姓女青年的表姐，希望赵清鸣陪自己去“探监”。当赵清鸣陪莫奇走进监狱时，张姓女青年一开始对莫奇表示不认识，莫奇就高声说：“我是你表姐呀！多年不见怎么不记得了？”并把事先准备好的钱与食品递给她，说：“家里人很关心你，正在设法保你出去。”不久，这个女青年被营救出狱，并被秘密送去了四明山根据地。

    营救战友

    浙东区党委机关报《新浙东报》在鄞西地区设有一个发行站，站长是26岁的女共产党员张黎。之前在丽水碧湖战时儿童保育院工作，1942年调来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发行站还有个年仅20岁的女发行员陈婕，17岁读中学时已入党。一天天黑后，日伪军出动几百人向鄞西地区进行突袭式“扫荡”，半夜时分到达目的地。由于事先没有得到情报，张黎与陈婕在睡梦中被鬼子逮捕了。根据地报社领导得悉后，要求敌工委设法营救。这任务当然又落在400小组身上。周斯明本来就是张黎、陈婕的直接领导，义不容辞地担起了这项任务。

    经调查，她们不是被关在宪兵队，而是关押在伪法院监狱里，原来是宪兵队的一个小鬼子西原看中了这两个女青年，故意来个“易地藏娇”。伪法院归伪政保局管辖，伪政保局头头也很想从这两个女犯身上了解一些新四军三五支队的情况，因此也就收容关押了张、陈二人。此时，张黎已化名李名辉，陈婕化名王秀凤，始终不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因是半夜里遭逮捕，衣衫单薄又遭刑讯，已被关押半个月，吃了不少苦。周斯明与冯禾青就利用了房东徐章翠与铃木的那层关系。当铃木得知两个女犯被关押在伪法院监狱的原因且这么长时间一无所获后，就责怪西原，叫他放人。而伪政保局则以要她们留下来为他们工作为条件，准许保释出狱。一开始，张黎、陈婕认为自己是年轻女同志，不愿意留在狼窝里。敌工委领导认为，能有我们的同志乘机打入汪伪特务机构伪政保局，是个求之不得的机会，正可以将计就计，搞到外边搞不到的情报。周斯明暗地里对她们多次进行劝说，并按照敌工委意见，把她俩编入400小组。张黎代号407，陈婕代号408。因乐群不宜与她们直接见面，之后就由周斯明与她们单线联系，平时也不参加小组活动。结果，伪政保局宁波支局情报课长垂涎张黎的美色，要求把她留在情报课。陈婕骗说自己没有文化，后被安排在伪政保局伙房里烧饭。别以为陈婕当了“伙头军”不起眼，要知道伙房里成天人来人往，特别是就餐时，人多嘴杂，是各种信息的传播地，而且各类人物的面目也能看得很清楚。

    一天，心怀鬼胎的情报课长对张黎说：“李小姐，看你这人文质彬彬，老老实实，这样吧，今后凡是要我看的文件材料，要我办的事，你就替我代拆代办好了。”这正是张黎求之不得的。此后，她就利用收发、抄写、保管各类资料的机会，搞到了不少伪政保局的最新情报。一次，张黎看到一份鬼子即将去三北抗日根据地“扫荡”的情报，立即联系上周斯明，再通过周迪道由交通员把情报送到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让日本鬼子的扫荡阴谋落了空。

    另外，周迪道还在1944年8月机智地营救了区党委城市工作特派员竺扬出狱，同时掩护了我地下党一个联络点——新生书店，让书店经理、鄞县城区（宁波市区）区委书记吴唐华及早转移，使日本鬼子大队人马扑了空。

    胜利归来

    1945年6月，中共七大在延安闭幕后，受国际国内形势迅速发展的影响，浙东抗战局势也越来越好。驻宁波地区的日伪军军心动摇，先后有几十名日军携械投奔新四军浙东纵队。宪兵队几个头目也在为自己的前途作打算，铃木本来就有厌战思想，已开始做撤回日本老家的各种准备。

    8月10日，日本政府向苏、中、美、英四国政府请求投降，表示愿意接受波茨坦宣言。此时，乐群也传达了城工委根据党中央和区党委指示精神，要求400小组同志通过所有与敌伪军之间的关系，大力策动日伪军向我投降；同时指示不要暴露自己是反间谍小组成员的真实身份。

    经过对宪兵队其他密探及联络员的串联，有七个密探有向我新四军投降意向。他们对“朱家人”平时的为人处世，都很信任，衡量利害得失后，表示愿意率其手下联络员跟随“朱家人”一起行动。

    这时，宪兵队的大场、铃木、木场及其他一些宪佐，也一改过去颐指气使的傲慢态度。在一次会议上大场公然说：战争结束了，大家都有什么打算？你们如果和重庆（国民党）方面有关系的，可以回重庆；与四明山三五支队有关系的，可以回三五支队。跟双方都没有关系的，由你们自己决定……周迪道在大场面前故意说，自己叛变了共产党，很难回去了，手下人想回三五支队，怎么办？大场居然说，“能回去还是回去好，我们这些日本人，很快也要被遣返回国了。”

    8月16日下午1时，400小组全体成员和所有愿意跟他们走的其他反正人员共60多人，分别乘上两艘汽艇，沿着姚江一直开往四明山根据地，粟后(丁公量)派出城工委工作人员早在渡口接应他们。谭启龙同志还亲笔写信欢迎400小组胜利归来。

    长达一年零三个月的反间谍斗争的艰巨任务，就此结束。

    （本文写作时参考了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著的《共赴国难》、戴士清整理的《400小组大事记》、夏继诚著《日寇宪兵队里的新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