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浩声 

    据中纪委官网消息，“家风败坏，伙同家人大肆收钱敛财、大搞权钱交易”的海南省委原常委、海口市委原书记张琦贪腐案，前不久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检察机关指控称，2005年到2019年期间，张琦利用职务便利，在土地开发、项目承揽、工程推进等事项上为有关单位和个人提供帮助，单独或通过其近亲属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07亿余元。今年2月，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工作报告中点了张琦的名——“以权谋私，亲清不分的家族式腐败”。

    本案所指的“家族式”腐败，是指建立在亲密关系基础之上，以血缘、亲情为链条，利用政治资源支配其他社会资源的一种腐败行为。此类案子，犯事者多以谋求家族或家庭成员共同利益为目标，依仗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和影响力，或当“影子”老板，为亲属经商办企业疏通关系、提供“便利”；或利用特定关系人当“掮客”，通过职务影响敛聚财物；或演“双簧”，利用职权授意有关个人或单位，“照顾”亲属的公司，与其共同敛财。在这些“家族式”腐败案中，家族成员之间通常分工协作、相互包庇，订立攻守同盟，隐匿证据，掩盖腐败。

    “家族式”腐败，在近些年查处的大案要案里并不鲜见。从周永康、令计划到苏荣、王敏等，都是夫妻联手、父子上阵、家人串通、近亲属共同敛财。诚如苏荣落马后坦言，“家就是权钱交易所，自己就是权钱交易所所长”。盘点一些算不上“大老虎”的腐败案例，也有类似情况。如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委原书记李世镕，在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党组书记、厅长等职务期间，不但自己贪污受贿，而且妻子、儿子、女儿、哥哥、侄子等多名亲属或特定关系人参与其中。

    从中国历史上看，“家族式”腐败也是不绝于书。一种是身居要职的官员，家族成员依仗权势侵吞国家、社会财富，形成贪官家族。如清代的大贪官和珅，一生贪腐，堪称“富可敌国”。一种是不仅贪财，还企图控制政权。明朝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内阁首辅翟銮的两个儿子因舞弊同登进士，时人讥之“一鸾当道，双凤齐鸣”。嘉靖皇帝震怒之下，将翟銮父子罢黜为民。万历八年（1580年），内阁首辅张居正的第三子张懋修考中状元，长子张敬修同时中进士。加上三年前考中榜眼的二子张嗣修，时人作诗讽刺：“状元榜眼姓俱张，未必文星照楚邦。若是相公坚不去，六郎还做探花郎！”两年后张居正去世，张氏兄弟考中状元、榜眼的事，成了张居正的一大罪状。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家族式”腐败古今有之，其根源是多方面的。从贪腐者的角度看，无外乎几种心理：一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有的官员把权力当成个人徇私的工具，欲壑难填，不知廉耻，毫无节制。二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掌权之后，总想着封妻荫子，共享荣华富贵。不仅纵容、默许“身边人”利用影响力谋取私利，甚至亲自上阵，和亲属“齐心协力”，在腐败泥潭中越陷越深。三是心怀侥幸，天真地认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自己躲在幕后，不出面收钱，相对安全。殊不知，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当下，应该说滋生腐败的土壤和空间已经大大压缩，我们党的执政环境有了明显改善。但是，至今仍在以不同形式出现的“家族式”腐败案例警示我们——反腐败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是一场关系国家民族兴亡的“持久战”，即使已经取得压倒性胜利，惩治腐败的力度绝不能减，“打虎除蝇”的劲头绝不能松。否则，后患无穷。

    一方面，扎紧制度笼子，竖起监督篱笆。盯紧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不当利益输送等问题，完善相关制度措施，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等经商办企业等行为，切实斩断利益输送的渠道。另一方面，要严把选人用人的“关口”。像张琦，利用职务之便搞“家族腐败”，时间跨度达15年之久，这样的干部，为何能够边腐边升？个中原因值得深思。此外，坚持“露头就打”，用好巡视巡察利剑，进一步加大监督和惩处力度，让腐败分子无处藏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