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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化区在企业、行业(区域)、镇(街道)设立各级劳动争议调处组织,缩短职工求助的物理距离,将大量纠纷化解在基层。 (周琼 陈标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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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特邀调解员进驻法院办公,参与劳动纠纷诉前化解。“调裁诉”的一体化推进,提高了劳动争议案件处理的时效性。(周琼 陈标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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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 周琼 刘怡 |
加班补贴发放、岗位调整、奖金计算,在生产生活中,劳资双方总难免磕磕绊绊。如今,在我市奉化区,一旦发生劳动纠纷,工友们都喜欢找身边劳动争议调处工作室里的“老李”“老何”“老庄”们说道说道,寻求解决问题的法子。更让企业主和工友们双双吃下“定心丸”的是,从工会调解、人社仲裁到法院诉讼,三方携手、全面推进、联动化解,结合了“裁”“诉”的权威性、规范性,以及“调”的便利性和非对抗性,使得大量的劳动争议纠纷在基层就得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从3年前开始探索推进多元化解劳动争议,如今,奉化这块“试验田”上已经硕果累累:当地探索构建的“360”劳动争议多元化解模式,使大量矛盾纠纷化于未发、止于未诉。3年来,当地各级调处组织有效化解各类劳动纠纷2591起,涉及金额3356万元;“调裁诉”对接工作机制建立以来,当地工会特邀调解员参与劳动纠纷诉前化解145起,成功调解103起。 记者 周琼 通讯员 陈浩飞 陈标 实习生 刘怡 自己事 自家解 千余纠纷在企业内部化解 专业进行高级男装设计及生产的铭朗服装有限公司位于奉化区西坞街道,在不少劳动密集型企业负责人要为大大小小的工友间矛盾和劳资矛盾“头大”的同时,这家职工超过500人的企业却一直有着劳动关系和谐的好口碑。“企业运转中,免不了有工人间的吵吵嚷嚷、工人和管理层的磕磕绊绊,但只要做好普法工作,再通过工会调解组织的快速介入,基本就可以做到‘一笑泯恩仇’了。”公司工会主席石勇顺说出了秘诀。 在这家公司的劳动争议调解案件登记表上,记者“目睹”了一场纠纷化解的始末:今年5月,公司员工小张上班迟到,车间主管要按规处罚。小张不服,双方发生争执,主管气恼之下让小张离厂。离厂究竟算开除还是辞职?相关程序如何走才既合情又合理?小张气哼哼离开的背后,埋下了劳动纠纷产生的“小火星”。这时候,企业劳动争议调解组织的“灭火员”在扑灭纠纷“小火星”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办公大楼二楼的调解室里,企业工会负责人开始了以法说案、以理说和的调解,通过详细分析案件的来龙去脉,客观指出了问题根源,本着尽可能让双方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达成了双方一致认可的调解结果:小张和企业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企业配合小张办好辞职手续,结清工资奖金;给予相当于半个月工资的离职补贴。 无独有偶。去年年底,奉化区萧王庙街道的一起分流调岗投诉也通过企业内部调解的方式得以圆满化解。奉化区职工服务中心负责人印海优告诉记者,因为这家企业生产线调整,有12名职工要从衬衫车间分流到西装车间,由于两个部门间分配方式和工资结算的不同,这批职工担心分流后收入锐减,准备一起到区总工会进行维权。企业劳动争议调解组织知晓后随即介入此事,一方面引导职工稳定情绪、建立理性沟通渠道;另一方面,通过和企业协商,取消了“过往工人奖金延后三个月发放”的不合理规定,最终妥善化解了这起劳动纠纷。 奉化区总工会负责人告诉记者,企业既是劳动纠纷产生的基本单元,也是化解矛盾的最佳场所。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他们引导当地1281家建会企业建立了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并选树50家示范企业,通过典型引领、以点带面,积极发挥企业内部调解组织的纠纷化解作用,形成“自家事自家解”的内化效应,着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源头。根据不完全统计,3年来,当地各企业劳动争议调解组织成功化解内部劳动纠纷1550余件,涉及金额860余万元。 相似事 一起解 前置介入让纠纷化于未发 “白杜工业区有几十家企业,今年生产销售多多少少受到疫情影响,企业效益不好,自然会发生很多劳动纠纷。但我们工作做在前头,辖区内1700多名工人,没有一个人因为劳动纠纷上访上诉。”说起这事,西坞街道老李调处工作室的“领衔人”李国友脸上流露出掩藏不住的“小得意”。 老李是四川人,2002年来到奉化西坞街道的一家铸造企业,负责办公室和企业工会工作。从调解自己所在企业的劳动纠纷开始,老李的“业务”范围逐渐覆盖到西坞街道的大部分企业。随着一件件劳动纠纷的成功调解,一起起工伤事故的妥善解决,“名声在外”的老李被当地总工会聘请为调处工作室的“领衔人”。 “调解纠纷,光想着工人或者光顾着企业老板都不行。企业有活力,工人权益才有保障;工人踏实能干,老板才有钱赚。”多年来,抱着这个念头,热心又处事公允的老李说话特别有分量。 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当地大量企业停工,一些工人回了老家,另一些工人尽管在奉化,也没活可干,拿不到工钱。看着冷冷清清的工业区,作为资深劳动关系调解员的老李感觉到此时劳动纠纷隐患重重。根据企业的经营状况,老李开始一个一个地给企业负责人打电话。对于一些家底厚、生产形势好的企业,他建议企业负责人除了为工人缴纳社保,还要按照相应工资标准发放薪酬;对于一些效益一般的企业,老李一手托两家,在说服老板发放最低工资标准的生活费的同时,也说服工人承担相应资费;即使是一些亏损企业,在老李的推动下,也同意为工人缴纳社保并发放基本生活费。共性问题的前置介入,保证了当地劳动关系的平稳有序。 如今,像老李工作室、老庄工作室这样的调处工作室,已经分布在溪口工业集聚区、莼湖绿色田园区、西坞铸造业集聚区等多个区域内。针对行业(区域)内企业相对集聚,矛盾纠纷呈现出多发性、专业性和相似性的特点,设立调处工作室,缩短企业和职工解决劳动纠纷的物理距离。而镇级工会建立的13个由领衔者名字命名的劳动争议调处工作室,更是主动出击,专门诊治“疑难杂症”,力促劳动争议不出企业、行业(区域)和镇(街道)这三道防线。 烦心事 快速解 “调裁诉一体”快解纠纷 从一纸诉状递上法庭索要自己的劳务费,到奉化区总工会劳动争议调诉对接工作室调解员介入,一点一点缩小双方的谈判差距,拿回辛苦钱,器械维修工刘渊彬前后等待的时间没有超过20天,较传统诉讼流程“省”出四五个月。这正是当地工会、人社、法院三家推行劳动争议调裁诉联动、快速有效化解劳动争议纠纷的一个缩影。 按照法律流程,完成劳动争议仲裁的时间一般需要45天,一场劳动争议诉讼可能耗时6个月。除了花费时间,当事双方也要花去不少律师费、诉讼费、交通费,有时不但矛盾没能解决,还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加重了仲裁委和法院的审理负担,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很久以前,工会调解员吴锡佩就有一个愿望:让劳动纠纷当事双方的矛盾化解“快点再快点”。随着劳动争议多元化解试点工作的落地,作为职工“娘家人”的工会组织、劳动纠纷“裁判员”的仲裁委和代表国家法律尊严的法院三方“牵手”,共同解决劳动争议纠纷。这一探索和尝试,让老调解员吴锡佩看到了曙光,他工作起来更有劲了。吴锡佩告诉记者,三方协同成立区调裁诉对接工作领导小组,在共同入驻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的同时,建立区调诉对接工作室,实行“一周两日”工会值守制度,通过对接法院委托的可调解诉讼案件,让劳动争议尽可能就地化解。 记者了解到,三方队伍的互聘互认机制,充分发挥了网格员、调解员、法律监督员、结对律师和心理咨询师等“五大员”的职能作用,三方在劳动争议化解方面有各自的优势,形成了纠纷化解的合力,使得“案结事了人和”有了更大的可能性。 吴锡佩告诉记者,就在不久前,他刚刚调解完成了一起涉案金额近25万元的装修工人工资拖欠案,因为装修公司停业而拖了一年之久的薪资纠纷,在两天内调解完毕。进门时面红耳赤互相指责的两人,出门时已心平气和。拿到首期工钱的工人还主动招呼个人垫资支付公司欠款的装修公司法人“一起出去喝一杯”,并表达了“以后有机会还合作”的意向。 劳动争议调裁诉联动 化解工作在我市全面落地 今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印发《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劳动争议多元化解试点工作的意见》,决定在全国11地开展劳动争议多元化解试点工作,宁波被列为全国三个试点城市之一。 记者从市总工会了解到,自被确定为试点地区以来,宁波积极探索劳动争议“调裁诉”对接试点工作,有效构建法院、人社、工会三方调裁诉对接格局,打造“全链式”劳动关系矛盾化解机制,基本实现了资源整合、信息共享、程序衔接、制度融合的试点目标。 目前,全市10个区县(市)均联合下发了对接实施方案,市本级和10个区县(市)均在仲裁院设立了调处对接工作室。两级法院、仲裁委在裁诉前、裁诉中,以委派调解、委托调解和协助调解等三种方式,采取依托线下对接工作室及线上浙江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网络平台、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ODR平台)、浙江移动微法院等平台,将各级仲裁院、法院处理的适合工会调解的劳动争议案件,直接移交工会先行调解,实现高效性的“案结事了”。 去年11月以来,全市共移交328件劳动争议案件,成功调解266件,在柔性化解劳动争议的同时,也减轻了仲裁院、法院的办案压力。 记者了解到,劳动争议调处,一直是工会工作的重点。截至2019年底,我市已建立工会的规模企业中,共有9302家依法建立了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并建立市级调处工作室20家、县级调处工作室31家。根据推进工会劳动争议调处工作室建设“2050”三年计划要求,我市将继续在村(社区)、乡镇(街道)及产业集群发展规模较大、行业特色明显、小微企业密集的区域建立工会劳动争议调处室,按照上下联动、分级负责的原则,力争在2021年底,市、区(县)两级调处工作室建设进一步扩面,并向“小三级”工会延伸。 (记者 周琼 通讯员 王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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