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生 

    揭丑既包含人类探寻真相的本能冲动，也是寻求社会正义的集体力量。但这种冲动和力量就如一柄双刃剑，既可以刺破黑幕，铲除奸恶，也可能伤及无辜，祸害平民。

    两者之间如何协调？为有效解决私权保护和社会监督的矛盾，《民法典》第999条规定：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的，可以合理使用民事主体的姓名、名称、肖像、个人信息等；使用不合理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该条文确立了私权保护和社会监督的互动边界和行为准则：私权保护不得排除社会监督，以个体人格权对抗主流社会的道德批判；但社会监督也不得超越边界，危及个体隐私权及其人格权。

    为什么如此规定？因为社会监督范围太广、手段多元、影响力巨大，稍不留意就会越界越轨，对个人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特别是当今时代，除正规媒体外，微博、微信、抖音、快手、Vlog已经组成了强大的社会化媒体矩阵。任何敏感、热门信息一经发布，都会以闪电速度传播并产生共情效应，引发热点追踪、人肉搜索、多元评论。

    从追寻社会正义层面而论，揭丑是必须的。无论是正规媒体，还是自媒体，都是通过舆论平台揭开黑幕，揭示丑恶，形成了暴露——批判——矫正的良性循环，以此推进公平正义。

    在揭丑的问题上，社会正义和个体权利会发生尖锐冲突，要实现利益平衡，就必须恪守五大原则。

    第一个原则，目的的正当性。主要指两点，一是揭丑必须确保公益目的，二是揭丑不存在主观恶意。揭丑必须是为了捍卫公认的道德准则和法律正义，是为了揭示真相，暴露丑恶，而不是因为鸡零狗碎的个人恩怨或基于非道德目的妄行披露隐私，肆意攻击人格。

    第二个原则，“丑闻”的真实性。这也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所披露的必须属于丑闻；二是所披露的必须真实客观。如果将别人的隐私当丑闻，那就不是揭丑，而是揭短，是侵害别人隐私权、名誉权，不仅要承担民事责任，还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第三个原则，对象的可容忍度。揭丑一般针对的是公众人物或知名人物，作为社会精英，这一群体有义务率先垂范，净化风气，自律自爱。由此，揭丑作为一种社会监督，本身就意味着克减特定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以保证官员的廉洁公正，实现对公众的正向引领。

    第四大原则，适度，揭丑不能超越法定限度。按照《民法典》第999条的条文表达，媒体在曝光相关事件的时候，可以使用所涉人员的姓名、肖像、个人信息，但其前提是“合理使用”，不仅不能滥用，更不能危及隐私权、名誉权等人格权。

    第五大原则，妥当性。所谓妥当性不仅包括合法性，而且还包括道德上的正当性。从合法性层面考察，如果获取丑闻证据涉嫌侵权，比如通过跟踪盯梢、黑入电脑系统、监听手机通话等非法手段获取，虽然不影响在媒体上的表达自由，但如果遭遇诉讼，则很难成为呈堂证供，最终会被判侵权。

    只有坚持如上五大原则，才能有效调适社会正义和个人权利之间的冲突，将揭丑控制于法律边界内，在保护自然人人格权的同时实现可能的社会正义。

    （作者系广州大学法学院教授） 

    来源：深圳特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