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玉毅

    最早见到袁可嘉的名字，是在钱理群、温儒敏等老师编撰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里。编者在言及“九叶诗派”的时候点到了袁可嘉的名字，虽然着墨不多，一个作家能被载入文学史已足见他的不凡。多年以后我回到慈溪，偶然听人说起，才知晓大名鼎鼎的“九叶派”诗人袁可嘉原来是慈溪人，慈溪还有一个以其名字命名的奖项——袁可嘉诗歌奖，用以奖掖当下卓有成就的翻译家、诗人、诗歌批评家。这倒正应了一句古话：身在乡间时，田园诗意很远；当人离开时，故乡反而近了。此理用来形容人亦是一般巧妙。

    造访袁可嘉故居是在立冬的晌午。那一天，阳光明媚，空气里没有一丝冬日的萧条与肃杀。车子在袁家东路停稳之后，往里行不多远可见一栋坐北朝南的二层洋房，造型风格和内外装饰颇具民国范儿。洋房的前方是一处宽敞院子，院子里有一块石碑，上书“袁家大院”四个字，下有括弧，以略小一号的字体标注着“袁可嘉故居”。说是大院，四周却没有高耸的围墙，不过称其为故居，倒是名副其实。相传此屋为袁可嘉的父亲袁功勋所建，少年时代的袁可嘉生于斯，长于斯。

    如今，这个旧居已被改成“袁可嘉文学馆”，门楣上方有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吉狄马加题写的匾额。入得文学馆，最先瞧见的是位于左手边的一块写有“十月，在袁可嘉故里”的牌子和一张《袁可嘉生平年表》——长长的一页纸，概述了袁可嘉的一生。四下里望去，墙上展示得更多的是作家、评论家们对袁可嘉一生功绩的言说。

    相比于正厅，东厢房里的陈列要丰富得多。里头图文并茂，有其生平事迹成就的描述，有他与家乡山水故人的勾连，也选录了他的两首代表诗作《沉钟》和《母亲》，那首《沉钟》创作于1946年——

    让我沉默于时空，

    如古寺锈绿的洪钟，

    负驮三千载沉重，

    听窗外风雨匆匆；

    把波澜掷给大海，

    把无垠还诸苍穹。

    我是沉寂的洪钟，

    沉寂如蓝色凝冻；

    生命脱蒂于苦痛，

    苦痛任死寂煎烘，

    我是锈绿的洪钟，

    收容八方的野风！

    事实上，袁可嘉的身份不仅是一名诗人，还是一位了不起的学者、翻译家。他多年来致力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研究与翻译，不但为中国作家和诗人的创作提供了新的视角，还促进了当时人们思想的解放，被认为是在中国新诗和西方现代派文学交融借鉴过程中，介绍最早、成果最多、影响最大的中国学者之一，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

    记得第四届袁可嘉诗歌奖颁奖的时候，我曾采访过诗集奖的获得者余怒老师，他说的一句话让我至今印象深刻：“你们慈溪有一个伟大的文学教育家，叫作袁可嘉。20世纪80年代，由他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不仅对我，对我们这一代的写作者影响都很大。”尤其那一句“你们慈溪”，让我由衷地生出同为慈溪人的骄傲。

    人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一方水土也承载着一方人的记忆。即使双脚离开了故乡的土地，故乡却从未离开袁可嘉的心里。对于童年时代的家乡，对于海塘小镇崇寿，他始终保留着美好而温馨的记忆。袁可嘉在晚年曾写下《故乡亲，最亲是慈溪》一文，文中有如许温情字句：“相公殿离我家不过三里，是我父辈一手开辟起来的河港。虽说只有一条小街，却也颇有不少店铺，如布店、米店、杂货店、理发店等等，是姚江农村一个小小的集散地，人们可以在这里买到上海、宁波运来的物品，也可出售自己的土产，在我童年的印象中是相当不错的……相公殿作为一个对外窗口，我深怀感激之情，因为它是我童年引发远游幻想的第一个起点。我常常去看港口来往的各种船只，寄托我云游四海的希望。”

    触景容易生情，睹物难免思人。那饱含深情的文字，让我的思绪跳过眼前的方寸之物，回到八九十年前的崇寿，在六塘头的某个埠头或是某处渡头，一个少年望着幽幽的河水，向往着远方。从这里到那里，只是一个字的距离，却可能要穷尽人的一辈子。也许，那时的袁可嘉也不知道自己此生将行多远，能行多远。也许，那时的他也曾因此而迷茫。可是，谁没有过年轻的时候呢？

    譬如我，十七八岁的时候，也曾负笈远游，想要走出山海的环绕，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故而胸中才学虽不及前辈之万一，可是因为在同样的年纪怀揣同样的心思，待到读了这若干回忆文字，陡然间觉得与这位曾居于此间的同乡变得更亲近了。

    从文学馆出来，屋外依旧天气晴好，依然没有什么参观者，我忽然觉得这故居没有围起来也挺好，这样的话，那些文学青年可以三三两两随时前来，来朝圣，又或者拜访一位隔着近百年光阴的老邻居；来寻梦，又或者找寻自己失落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