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启钱 

    天水伏羲庙前，一棵刺槐的树腰上钉了一块银色铭牌：天水市后备古树。牌上有编号，有官方落款，有挂牌的时间，有这棵古树的树龄（约55年），中英文双语介绍，很正式，怎么看也不像是搞笑的。

    树之古，衡量尺度是时间，要活得足够长久。我国《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规定的古树标准是树龄在一百年以上。古树为啥还有“后备”的？后备的政策，是不准人畜靠近，不准雷击火烧，不准移种砍伐，还是提供特别服务，比如专人负责，重点浇灌，精心培育，到时候优先“提拔”为古树呢？或者仅仅是挂一块牌子，造一本册子，一“备”了之？那些没有列入后备名单的其他树木，将来就不能成为古树了吗？

    树之生老病死，很多时候由天不由人。天水伏羲庙内原有古柏六十四株，据说是按照六十四卦方位图栽种的，应该说也是被“重点栽培”的，但已有二十七株因各种原因死去，进不了当代古树的行列。不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自然规律，让现存的三十七株古柏成为天水一景。所以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距离伏羲庙不过十公里的千年古刹南郭寺里，有一株“春秋古柏”，历经两千五百多年屹立不倒，靠的不仅是人护，更是“天助”。在这棵古柏北侧枝下长着一棵有三百年树龄的槐树，按照槐树现在所处的位置，人们猜想当年的种植者不会是有意让槐树去作为古柏的支撑物、给它留下生长的方向和空间。

    令人惊奇的是，槐树没有按照自己的“现实需求”来长，而是屈居于古柏树枝之下，分叉将古柏环抱起来，用自己的枝干有力地支撑在古柏最需要扶助的位置上。古柏的另一个分叉中，长出了一株寄生在朽树洞中的小叶朴树，形成了“爷抱孙”奇观。专家研究发现，这棵小叶朴树的根系已把古柏的根部缠裹起来，不仅对古柏的根部起到固定作用，还能向古柏输送部分营养和水分。按自然规律，两株树木生长在一起要互相争夺营养和水分，这“树中树”不但不争，而且还互相扶助，得以长久生存。早在一千多年前，杜甫就在《古柏行》中说“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原因造化功”。

    即便一些“后备古树”特别名贵娇惯，需要专人精心呵护，也存在着“可持续”的难题。伏羲庙前那棵现龄五十五年的刺槐，要从“后备”成为“正式”，至少还得等四十五年。某些地方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事项，尚且“一任书记一个战略一任市长一个规划”，对于需要等近半个世纪时间的“后备古树”，会有动力“一任接着一任干”吗？

    所以，这“后备古树”表面上看可能是借鉴“后备干部队伍”制度而推出的一项工作创新，本质上却是一种形式主义。

    树常被与人进行类比，“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借树木的生长比喻人的成长；“玉树临风”形容男人风度潇洒，峻拔英秀；茅盾的散文《白杨礼赞》，以西北黄土高原上“参天耸立，不折不挠，对抗着西北风”的白杨树，来象征坚韧、勤劳的北方农民；歌曲《好大一棵树》托物言志，表达了人们的敬仰之情……这些成语俗话和歌曲文章，都用一种文学语言借树喻人。而以人喻树，借“后备干部”制度来创设“后备古树”制度，却让人觉得有东施效颦般的荒谬可笑，也只有形式主义才是它最准确的标签了。

    实际上，天水伏羲庙前的这棵刺槐，除了树身上的一块铭牌，其他“待遇”与附近的其他树木没有两样，也不可能有两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一种英雄主义，明知不用为而为之就是形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