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海波            

    《我的二本学生》是一部非虚构作品，作者黄灯是湖南人，博士毕业后进入广州一所二本院校当教师。这本书可以算是她的工作札记，记录了她13年来对4500个学生的观察，这期间，她还当了两届班主任，有机会对100多名学生作更深入的了解，见证他们成长、就业、深造、定居等人生的节点。

    黄灯任教的这所二本院校以金融专业见长，学生大部分来自广东省内，以至于作者走进课堂，置身于粤语环境中，时时感到自己是外省人。二本院校为了迎合社会发展的需要，课程设置大多是实用型的，毕业生中考研的不多，即使去考了，也常常处于劣势。书中记录了一个心高气傲的学生，成绩很好，考研分数也高，目标锁定中山大学，但最终没有被录取，只因他是二本毕业的。黄灯以一个观察者兼师长的双重身份，关注着她的学生在校园里的学习成长以及走出校门后的摸爬滚打。

    广州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经济发达，社会繁荣。20世纪末，高校扩招，“天之骄子”这一曾经专属于大学生的称号渐渐成为过去时，至少不再属于二本学生。所以，当二本学生迈出校门，更多的加入了“蚁族”行列。黄灯的学生大部分毕业后想留在广州，但是高不可攀的房价让他们望而却步，如果没有父母强大的经济支持，他们凭一己之力想在广州买房娶妻生子不太可能。书中提到一名甘肃学生，从干燥缺水的西北来到广州的第一天晚上，在宿舍里痛痛快快地洗了一个热水澡后，立志留在广州，“就凭每天能洗热水澡，也要留下来”。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名学生为了留在广州，后来还考上了研究生，但是研究生毕业以后依然面临着就业、租房等问题，能否在广州站稳脚跟，很难说。这些年，社会上出现了“逃离北上广”的现象，年轻人不堪生活重负纷纷退居二三线城市安放自己的青春与梦想。但事实上，二三线城市的竞争也激烈，比如宁波，房价也很高，就业形势也非常严峻，二本毕业生同样面临困境。我的外甥也毕业于二本院校，他的境遇与黄灯笔下的很多学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从小生活在小镇，家庭经济条件一般，大学毕业后走进就业市场，发现很多单位非“985”“211”不要，而那些愿意接纳他的单位又不合自己的心意。外甥工作半年后毅然辞职，花2万多元钱到杭州进修半年，考了一个含金量颇高的证书，回来后总算找到稍微满意的工作。我妹妹、妹夫就这么一个儿子，夫妻俩经营一家来料加工的小作坊，没日没夜地工作，他们20多年来努力打拼，只为了供儿子读完大学买一套房子。

    《我的二本学生》中写到的大多数学生出身平凡，“要么来自无名的乡村，要么从毫不起眼的城镇走出，身后有一个打工的母亲或一个下岗的父亲”，务农、养殖、打工、做小生意是父母们的谋生手段。作为二本学生，他们在小学以及中学阶段，大都不是学校里的尖子生，中等生的角色使他们进入大学之后，“没有太多的野心，也没有将自己归入精英的行列，他们安于命运，也接纳普通的工作，内心所持有的念想，无非是来自父母期待的一份过得去的工作。”

    有一回，我与一位从事人力资源工作的朋友聊天，他说，他们单位在招聘广告中虽然没有设置太多的门槛，但是，那些二本及大专生投过来的简历，几乎看都没看。我这个朋友自己也是二本毕业的，他比谁都清楚二本与一本以及“985”“211”的差距。

    作者在观察记录二本学生的同时，也在思考和比较，她常常把自己与学生做比对。黄灯大学毕业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包分配，她不需要自己去找工作，因此，她觉得学生们比自己这一代更辛苦。其实，每个人的境况不一样，在我看来，包分配有好处也有坏处。当年我师范毕业也是包分配的，去了一所不想去的小村校当老师，当时非常沮丧又无可奈何，后来为了调动工作费尽周折。如果当年不包分配，我职业生涯起始的那几年也许不会走得那么辛苦。

    《我的二本学生》虽然记录的是广州一所二本院校的学生，却让很多人从中看到了自己以及身边人的影子。正如作者所说，我们每个人不是历史的旁观者，而是历史的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