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首献            

    浙东的传统与现实、文化与人性、生命与图腾等都是浦子文学抒怀的对象，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浦子是一个痴迷于浙东历史与文化的作家，他坚持不懈地解剖着家乡浙东土地上的文化人格，书写着浙东芸芸众生的精神操守和饮食生活。他的“王庄三部曲”、《桥墩不是桥》都以其特有的浙东文化底色和人性解剖广受关注，《长骨记》是继此之后的又一部新著。

    作品以H市德富炒货公司董事长施德富与祖籍浙东山海县的上海商人方靖北之间的一间商铺产权归属纷争为主线，书写了施德富女儿、H市人大代表、先进青年企业家施大男与方靖北之间的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折射了在商品经济大潮下某些基层法制工作者沦为“司法掮客”的变异人生与扭曲人性，深入思考了中国社会在法制建设进程中的痛点以及需要突破的深层着力点。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长骨记》直面行法难之病象，将现代基层社会中的治理难点糅合在一起，为当下中国基层法制文明建设探路，具有强烈的现实关切和时代感。在基层社会网络中，“权大于法”在某些官员的内心根深蒂固，一些司法工作者甚至将法律拱手出让给权力。H市某区区委书记江枫玩弄权力于股掌中，H市的一些司法干部如法院院长王正中之流，口口声声代表人民，其实在他们心中，“人民”二字早已变了味道。王正中父亲临死前交待他：“正中，你心里得有党性，得有良心。”但党性和良心早被他出卖给了个人欲望和对更高一级权力的奴颜婢膝。某些基层司法工作者心中无“法”，个别地方官员用权力干涉司法公正，这使得施大男和方靖北之间一场原本极其简单的商铺产权官司变成了旷日持久的拉锯战。

    对女性形象的成功塑造是浦子创作的一贯特点。从《龙窑》开始，他笔下的女性形象在不断地走向现实，挑战世俗。如果说《龙窑》中的寡妇翠香、玲娣只是一种遥远的存在，那么，《大中》中的女大学生婴婴，《桥墩不是桥》中的律师薛家丽、社会学专家薛敏，乃至《长骨记》中的施大男，这些女性越来越被赋予知性的品质，但她们身上那种原始勃发的乡土芬芳没有丝毫改变。正是这种原始的勃发力，使得浦子笔下的人物更显真实。

    任何成熟的作家都有自己的精神地理和不懈编织的文学空间，浦子亦如是。多年来，他的创作立足于浙东，无论是王庄，还是桃花庄，都有其家乡的影子。《长骨记》虽然不再局限于浙东山海县一隅，而是将中国内陆的H市与上海带入了叙事的空间布局，但从根本上说，它仍然和浦子的故土情结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这充分体现在他对方靖北这一形象所倾注的深厚情感上。方靖北是浦子的山海县同乡，他们同样接受着浙东深厚历史和优秀文化血脉的滋养，住着一样的阊门，一样管巷道叫墙弄，这里有盖仓山摩天柱、伍山石窟、下洋涂、前童古镇、潘天寿故居、柔石故居、徐霞客大道……这里是浦子和方靖北共同的精神故园。方靖北虽然叱咤上海滩，成为浙商的典范，但他真正的精神地理依然是养育了他的山海县方庄。这种文学空间上的“走出家乡写家乡”，使浦子作品的精神格局在广度上有了延伸，在深度上也有了相当大的拓展，这喻示着浦子正努力尝试在一个更大的视野中审视中国的社会现实。《长骨记》于浦子而言，是一种自我突破和超越，一种文学空间的再出发和精神家园的还乡。

    浦子的作品总是让人感受到传统文化的温暖，这与他对传统文化始终保持着虔诚的敬畏有关。无论是“王庄三部曲”、《桥墩不是桥》，抑或新作《长骨记》，我们始终可以看到传统文化在浦子的作品中蓬勃地流淌。方靖北身上的儒商精神，隐隐有着《独山》中王传达的宽容温良，也有着《大中》中王德青的隐忍敦厚。

    别林斯基曾说，“如果艺术作品只是为了描写生活而描写生活，没有任何发自时代的主导思想的强有力的主观冲动，如果它不是苦难的哀歌或热情的赞美，如果它不提出问题或者回答问题，那么，这样的艺术作品就是僵死的东西。”浦子的创作是有着鲜活生命力的，它让我们更多地感受到一个优秀作家对我们的生活、对身处的时代、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善良美好人性的真诚以及深沉的忧患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