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18日，是我大姐、大哥等鄞州知青去黑龙江支边的50周年纪念日，大哥特地从上海赶来参加活动，据说还有来自北京等地的鄞州知青。他们相聚在奉化岩头村，共同缅怀50年前为建设边疆挥洒青春和汗水的艰苦岁月。

    活动期间，大姐给我转发了两张他们当年在大兴安岭的生活照，并有一段文字说明：“这是我们50年前到大兴安岭漠河时居住的帐篷和帐篷内小树干钉成排的大通铺，床铺下结满了冰霜，地上高低不平，零下四五十摄氏度，仅靠柴油桶当炉子烧木头取暖，这样的日子可曾忘记？”看到这两张照片，我心里感觉好难受，不知道大姐、大哥等知青哥姐们，当年是如何度过那段艰苦岁月的。

    1970年12月18日，大姐、大哥等一批横溪知青，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去黑龙江大兴安岭支边，出发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那天他们穿着黄色军装、戴着大红花、背着铺盖行李，乘坐插着彩旗、挂有横幅的绿色军用卡车，在敲锣打鼓声中，从横溪公社广场出发了。广场上聚集了许多送别的亲人，也包括童年的我。我被一位叫邱德娣的邻居阿姨抱着，不断地用小手向哥姐挥手，只知道他们要离开家，去一个很远、很冷的地方。这天爸爸送他们去了宁波火车站，妈妈则哭倒在床上起不来了。

    哥姐后来告诉我，部队卡车把知青们送到宁波火车站后，他们坐了5天5夜的火车再转乘军车，才到达目的地——黑龙江大兴安岭古莲区，中国最北边，一个荒无人烟的高寒禁区，室外温度有零下50多摄氏度，先遣部队已为他们在雪地里搭建了居住的帐篷。帐篷内没有电，只能用蜡烛照明；没有水，只能用镐头去河边刨冰，取冰回来后放在柴油桶火炉上化冰烧水。

    取冰的时候，有人不小心掉下帽子，一会儿头发就变成白色粉条，眉毛变成了圣诞老人，脸部和耳朵被冻伤，可见天气是多么寒冷。

    当时他们吃的伙食基本上是窝窝头、大渣子玉米饭、高粱饭等杂粮，每月每人只有1公斤大米、4公斤面粉。没有新鲜蔬菜，只有冻大白菜、干马铃薯片、腌制大蒜头、酱豆腐等，偶尔才有猪肉供应。

    刚去支边那段日子，指挥部除安排他们去伐木准备取暖柴火或去河边取冰烧水外，大多数日子是组织知青们学习《老三篇》等毛主席语录，或者开会、唱歌等，以稳定知青们的情绪，帮助他们逐步适应环境。

    1971年春节过后，知青们在部队指战员的带领下，开始了边疆建设工作，有的去协助修建铁路，有的去协助建造公路，有的去放炮采石，有的去砍伐树木，他们终于成为一名光荣的边疆建设者，且每月有了50多元的工资收入。几年后他们建设过的大兴安岭古莲区有了公路和铁路，火车能直达他们所在的区域。

    每当想念大姐、大哥的时候，我就拿出他们支边前我们一家人在横溪照相馆拍的三张照片：一张全家福、一张五兄妹和一张三姐妹的合影。

    写信是当时的主要联系方式，哥姐基本上每月给家里写一封信。在信息不畅通的年代，他们的每封来信在路上都要经历半月之久，但他们的来信给父母带来了最大的安慰，每次哥姐来信我们在家的人都要读或听上好几遍。支边一年后，大姐、大哥寄来了合影照片，劳动锻炼使他们变得成熟起来。

    自哥姐支边那个冬天起，我家每年要去横溪陆江桥做一两百斤年糕，然后切成年糕片晾干，连同大米、油煎带鱼等寄往黑龙江给大姐、大哥他们吃。当时一个包裹要经历一个月时间才能到达黑龙江大兴安岭古莲区。

    哥姐支边后的第二年，政府给我家老三，即小姐姐优先提供了上宁波卫校读书的机会，算是对我家姐弟俩去黑龙江支边的安慰。

    家里5个孩子3个走出后，剩余的两兄妹，我和小哥哥也逐渐能帮妈妈承担一些家务活，如去食堂买饭菜、打水，去山上拉松毛丝、砍柴等。我们似乎也一下子长大了，成为妈妈的小帮手。

    哥姐去黑龙江支边后，基本上每年春节回家探亲一次，乘坐的绿皮火车经常是拥挤无座位，沿途的劳累可想而知。但路过上海时，他们总会给在家的每一位亲人买一样礼物，衣服、帽子、围巾及糖果之类。知道他们要到家了，我们会兴高采烈地早早去车站等候，每次回家还要去横溪照相馆拍张全家福。

    支边几年后，大哥上了大学，大姐与部分知青一起调往距原驻地一千多公里外的黑龙江大庆油田。她说，这样也好，至少离家可以近些。

    转眼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五兄妹都已相继退休。在哥姐支边50周年纪念日的前一天，我们五兄妹特地去了趟父母的墓地，缅怀过去的艰难岁月，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更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