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其军            

    “像李商隐一样写诗”，这听上去像一个诗观。读过龚学敏的不少诗作，我觉得这符合他的诗歌美学价值取向。在书中，龚学敏以《为什么要像李商隐一样写诗》为序言，像一种有预设对象的回应与宣示。他引用北宋文人蔡居厚所著《蔡宽夫诗话》中记载的一个“逸闻”，说白居易年至垂暮，很欣赏李商隐的才华。白居易对李商隐说，死后，希望能够转世投胎当他儿子。龚学敏分析，如果记载是真的，这可能是白居易认同李商隐诗歌风格的一个证明。

    我们知道，白居易的诗作以平实易懂为重，而李商隐的诗则是公认的隐晦，“结构繁复、雕琢怪诞、缛丽华美”。那么，白居易晚年“转世”之论若是可信的，应该是他关于诗歌理念的自我改革与转折。龚学敏引此“经”据此“典”的用意十分明显，正如书名所示，他认为诗就该像李商隐那样写。他说：“李商隐的写法更接近诗歌的本质，也就是具有神性，在自然中寻找属于精神层面的神性。”

    《像李商隐一样写诗》是龚学敏译注李商隐诗歌的成果。李商隐留世诗作约600首，龚学敏译注了101首结集成书。以六分之一的规模观察李商隐的诗歌风貌，估计称得上是较为详尽了。诗歌大唐是回不去了，但通过阅读而臆想或感知浩大唐风，或许是可得慰藉的。

    诗歌是一种记录。考据一位诗人所在的时代，从传记与史书中可以发现形象和形迹，而另一些更细腻更具象的生活瞬间，大概要从诗人的作品中提取。复写或说译注的前提，是得将那首原诗读透了。这个过程，就像完成“对话”。只是，起初是喊着的，山谷间响起回声。渐渐地，可能类似课堂上师生之间的对答。再往后，或许就是友人在咖啡馆聊心事的样子了。这就是借助诗歌渡过了时间之河。龚学敏说：“读着读着，觉得有意思，便开始一首首地翻译成白话文……面对李商隐伟大的诗歌，每读一遍，心中的敬意便增加一分。”

    一般认为，诗是不可翻译的。因为翻译所折损的那部分，恰恰就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诗意。但是，诗歌翻译照样在进行，我想，它最大的意义在于新的文本其实是另一次诗歌创作的结果，而并非字面上鹦鹉学舌般的“重复”。譬如，同一首外语诗会被翻译为各不相同的汉语诗，那些“不同”，就是因为再一次的创造。

    那么，古诗翻译为当代汉诗会是什么状况呢？我想说，美国印象诗先锋诗鼻祖庞德的创作是受了唐诗影响的。《在地铁车站》的那种断裂的跳跃的印象表达，就是唐诗的某种特质。西方诗人继承着庞德的“手笔”，继而成为西方诗歌史的“名门正派”和主流诗潮，然后又被中国诗人学习吸收了。所以，与其说中国新诗是舶来品，倒不如说其实是一次“出口转内销”。古诗翻译为现代汉诗非但没有问题，更有原汁原味营养不流失的意味。李商隐诗《端居》：“远书归梦两悠悠，只有空床敌素秋。阶下青苔与红树，雨中寥落月中愁。”龚学敏译诗：“妻子来的书信，和我盼归的梦境一样缥缈，只有空床，伴着孤寂的清秋。石阶下的青苔，和庭中树上的红叶，在雨中寂寥落寞，像是月光浇在地上的忧愁。”怎么样？是不是既有忠实原诗文本而有所再创造的灵气，又有“年轻汉语”和“老年汉语”的血缘亲和与人间暖意。

    事实上，国内有不少人专注于李商隐诗歌的研究，尽管没有“红学”那么热门，但也颇具气象。1994年，中国李商隐研究会会长董乃斌呼吁重视李商隐诗的普及工作，尤其是翻译。而王蒙则指出：“毕竟是今日了，我们完全可以更好地研究一下李商隐这一类心灵诗。”他主张去掉线性思维、语法思维、逻辑思维的定势，去感受李商隐“美极婉极深极的臻于绝对的诗歌”，以细腻的“感觉体贴徜徉于义山的心灵风光之中”。

    我觉得，龚学敏的《像李商隐一样写诗》，是砌入李商隐诗歌研究宝殿的一块金砖，熠熠生辉。细细品读，雾霭旖旎生香，似可入长安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