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志明 

    近十年，国内兴起名为“公众史学”的新学科。顾名思义，公众史学与官修史学是有区别的。中共宁波党史、宁波地方志是官修史，但它是以各行业、各单位乃至个人所编撰的行业史（志）、单位史（志）、个人传记等公众史为基础的。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自2016年成立“报史办”以来，全面整理了宁波日报（宁报集团）的各类档案。迄今为止，已策划、编撰了46种60余册书籍、画册、影集，有的可归入公众史，有的可供官修史参考。这些多样化的书刊，响应市里编撰行业志、单位史的号召，也为公众史学研究者所关注，用宁波大学公众史学研究中心主任钱茂伟教授的话说就是：不谋而合，殊途同归。

    其一，跳出单位史局限，为官修史提供素材。将出版的《宁波日报（宁报集团）大事记》就是一部编年史。在“大事记”的基础上，择其要者，起草了《宁波市志·报刊卷》。让新一轮的市志有了不可或缺的章节，使公众对宁波报刊的“今生前世”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宁波日报头条新闻题录》，上下两册80万字，将1980年以来的宁波地方新闻的头条（含消息、通讯、综述、评论）汇集于一书。每一条都是宁波某一天的历史，每一页都记录了宁波这座城市走过的“履痕”。

    其二，公众史为官修史留住了可能被岁月尘埃淹没的历史文献。1949年8月7日《甬江日报》创刊启事、1951年9月1日地委市委关于出版《宁波大众》的通知、1956年1月1日《宁波报》创刊词、1980年4月14日市委关于《宁波报》复刊的通知、2001年3月31日市委关于同意组建宁波日报报业集团的批复，还有宁波晚报、东南商报、现代金报、中国宁波网创办的消息，诸如此类，不仅涉及宁波日报（宁报集团）自身，也是官修地方志所关注的。这些历史文献，蕴含着大量历史信息，值得被人们记住。

    其三，处理好“特殊”与“一般”关系，为官修史提供“专门史”。《甬上老报纸寻踪》《宁波报刊文史资料汇编》……这些书籍主题鲜明，内容“特殊”。例如地方志中的宁波文化章节，离不开宁波的媒体。大文化是“一般”，媒体是“特殊”，两者互相联系，互为因果。宁波文化之繁荣，离不开新闻媒体之发展。换言之，综合性的官修史离不开单一性的行业志、单位史。

    其四，公众史学载体可以多种多样。2020年6月1日，宁波日报（宁报集团）党委藉宁波日报复刊40周年之机，兴建了宁波日报报史馆。300多平方米的展馆中，陈列了大量图片、文字和实物。报史馆既浓缩了宁波日报（宁报集团）的光辉历史，又折射出宁波这座城市的时代变迁与进步。

    其五，公众史学应“以人为本”。司马迁的《史记》有本纪、传记等，如今的官修史和公众史也离不开人。宁波报刊史的基础之一是“人”，报史办为宁波日报复刊后第一任总编辑何守先、见证报社发展的第四任总编辑任和君等老报人，策划了六部有代表性的个人文集。在这些文集中，如果探骊得珠，就会有公众所不知的历史真相。前几年编定的《宁波老报人寻踪》也是如此。又例如，已故的宁波老报人范学文先生的口述史《风雨六十春》，自述了如何在1947年创办《宁波晚报》（非如今的《宁波晚报》）的经过，使读者了解到一段历史。尤其珍贵的是，1949年5月25日宁波解放，解放军通过灵桥的那张照片，就是范先生等老报人刊登在《宁波新报》上，尽管这张报纸只出版发行了几天。

    其六，公众史学应有更多的“立此存照”。《影记——宁波日报编辑部的岁月（1949-2019）》《宁波日报（宁报集团）照片丛录》等，这些摄影记者拍摄的历史照片，为官修史提供了佐证。除照片外，绘画也是一种历史的再现。《宁波日报报业集团馆藏作品》，收录了中央领导和书画名家的题词等墨宝，这也是一种“立此存照”。再如《何业琦漫画集》，画集中的许多速写画，再现了宁波的变迁，如改革开放之初宁波交邮大楼建造的速写就是一例。

    其七，个性化的记录，为大众提供了参考资料。报纸是历史的记录，报纸版面的扫描集锦就是为了拾掇起历史的记忆。《宁波日报国庆版面集锦》将1980年以来40年40个版面汇编在一起。《宁波晚报版面集锦》等，能使当事者和公众追忆起那一天那一刻。笔者出生于1958年，翻阅到当年《宁波报》《宁波大众》关于“大跃进”的新闻报道，可谓五味杂陈。

    当代的公众历史记录，人人皆可为。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能为“代谢”“往来”留存点痕迹，这也是一种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