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董小芳 通讯员 尹杉

    又是一年“三八”节，恰逢全国两会。3月7日，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妇联原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谭琳提出的公安机关设置反家暴工作专项统计的建议，在社会上引起热议。

    近年来，随着《反家庭暴力法》的实施，家庭暴力这个原本生活中“隐秘的角落”，逐渐打破“沉默”。从我市司法实践来看，该类案件虽然绝对数量不多，但在相关部门的合力推动下，勇于向家暴说“不”的趋势明显，全社会形成合力反对家庭暴力成效明显。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案件背后甚至是案结事了以后的一些“个例问题”，仍需引起重视。

    维权成功后，她又选择了“回归”

    谈起家庭暴力案件，鄞州法院大嵩法庭法官徐旭霞的心情有些沉重。因为在判决一起离婚案后，不到半年，她在无意中获悉，因“种种原因”，原告无奈又回到了那个曾经对她大打出手的男人身边。

    “我对她印象非常深刻，她曾经两次到法庭起诉离婚。第一次，她的丈夫对她各种忏悔、表决心，她撤回了诉讼；第二次，她带着明显的外伤，说是被丈夫打断了肋骨，法庭最终判决了他们离婚。”徐旭霞说，“却不想，最终她又回去了！”

    从甬上司法实践来看，诉状中提及家庭暴力但后续原告又申请撤诉（或按撤诉处理）的案件，虽然不多，但也并非个例。这些案件中，有的是因为夫妻真正和好，但也不能排除原告迫于家庭压力甚至男方威胁而无奈妥协。

    “现实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子女羁绊、经济问题、施暴者的忏悔等，完全脱离家庭暴力的过程较为曲折。”法官介绍，诉状中常见“原告考虑子女因素，一忍再忍”等措辞，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个别女性陷入“被家暴-逃离-施暴者忏悔-复合-再次被家暴”的困境。

    向家暴说“不”，举证依旧有点难

    勇敢向家庭暴力说“不”，从甬上司法实践来看，仍面临一些困境。

    举证依旧是个难题。在一起案件中，女方作为原告，在法庭上出示了诊疗记录，显示其“左耳耳膜穿孔”。但因女方既未向村委会反映情况，也从未报警，无法证明伤情系被丈夫暴力所伤。而男方又极力否认伤情系其造成，并且表示“夫妻两个吵吵打打磕磕碰碰总是有的”。

    从司法实践来看，一部分女性出于保护子女或面子等因素，对家庭暴力秘而不宣；还有一部分女性缺乏留存证据的意识，没有及时报警，未能对实施家庭暴力的行为进行证据固定。

    法官解释，鉴于家庭暴力的隐蔽性及受害女性对家庭暴力行为的举证不足，法院在离婚案件审理中，难以将家庭暴力这一因素考虑在内，故在财产分割时较难对受暴者进行适当照顾，更不用说因家庭暴力而得到损害赔偿。

    因此，法官再次提醒，遭遇家暴后，可以向加害人或者受害人所在单位、居委会、村委会、妇联等单位投诉、反映或求助，也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或向法院起诉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特别要注意搜集证据，包括公安报警处警记录、公安机关出具的家暴告诫书、伤情鉴定报告等。

    全面遏制家暴，还需更多努力

    全面遏制家庭暴力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协同作战。

    法官建议，完善并推广家暴婚前查询机制。“义乌在2020年7月1日引入家暴史婚前查询机制，婚恋对象只需要提供正式身份证、结婚伴侣的身份证资料，即可查询。该查询不仅记录有家庭成员之间的，还有伴侣同居期间发生的家暴行为等。”法官说，家暴婚前查询机制的建立，不仅能够威慑家庭暴力行为，更能够让事前防范成为可能，从源头上避免踏入家庭暴力的泥淖。

    其次，居（村）委会、妇联、司法机构等要建立完善、高效的信息互通机制。

    “家庭暴力发生后，受害者率先求助的往往是居（村）委会干部和民警，因此他们很大程度上是家庭暴力的一手资料掌握者。”业内人士建议，上述机构应建立家庭暴力的专门档案，对于查实存在家庭暴力，已进行告诫或治安处罚，但尚不构成犯罪的案件，将受害者的求助资料、报警记录、调查笔录甚至医疗记录等进行归档，定期汇总至妇联，便于妇联掌握情况，对有需要的女性进行针对性救助。信息互通机制的建立，也有助于法院在处理涉及家庭暴力离婚案件时，能够更加迅速全面地调取相关证据，促进离婚纠纷的妥善处理。

    当然，加强家庭暴力防范的普法宣传必不可少。如利用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定期向社会公众推送有关家庭暴力的普法短信，扩大宣教范围，在增强群众防范意识的基础上，强化震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