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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3月11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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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苏东坡真的来宁波

小荷才露尖尖角

苏 凝 绘
王祖和 绘
罗 琪 绘

    

    

    

    当一天“上帝”

    

    

    两头难

    

    

    

    

    

    楼滨正 

    

    今年是宁波三江口建城1200周年,把时间的窗口前移,追寻城市发展的脉络,一个个鲜活的知名人物从历史深处走来。这些历史名人中,有相当数量的“外来者”。他们或为官从政,或传道授业,或领兵驻防,或悬壶济世,或深耕实业,或归隐山野,与宁波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结下不解之缘。当然,也有错失机遇、擦肩而过,留下无比遗憾的——苏轼便是一位。

    一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北宋时期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书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也是中国文学史上风华绝代的旷世奇才。在才俊辈出的宋代,苏轼在诗、文、词、书、画等文学艺术方面均取得了极高成就,但其仕途颇不得志,一生饱经忧患,遍尝颠沛流离、贬黜放逐之苦。

    苏轼漂泊一生、为官多地,对宁波却是情有独钟、心向往之的。为“来”宁波,他甚至是颇费心思。史料记载,苏轼自第一次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今湖北黄冈)后,就有心想来明州任职,并为此专门写信给亲家范子丰,请求运作,但不知为何,一直未能如愿。尤其在徐州知州任上,苏轼似乎已经“胸有成竹、势在必行”,并为此做足了准备。

    在给亲家范子丰的信函中,苏轼这般表述:“小事拜闻,欲乞东南一郡。闻四明明年四月成资,尚未除人,托为问看,回书一报。前所托殊不蒙留意,恐非久,东南遂请,逾难望矣。无乃求备之过乎?然亦慎不可泛爱轻取也。人还,且略示谕(《苏轼集》卷七十九)”。字里行间,言之殷殷,情之切切。但命运弄人,北宋朝廷最终指派来宁波的并非苏轼,而是与他同年中进士的曾巩(世称“南丰先生”,唐宋八大家之一,著有《广德湖记》)。

    从历史上看,城市与名人,通常是互相成就的。名人因城市有了归宿,城市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生平抱负的平台和载体。同时,城市也因为有了名人,平添了它的气质和文化内涵,并因此扬名天下,为世人所熟知。那么,如果苏轼真的“来”宁波,会给宁波这座“书藏古今、港通天下”的历史文化名城带来什么样的“化学反应”?

    二

    苏轼是一位政治家,他通过科举入仕,“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毕生的追求。特别是早年,儒家积极用世的思想对他影响极大,占据主导地位。尽管他与王安石等朝中重臣政见不合,而且屡受排挤和贬黜,但他所到任之地,莫不是夙夜在公、一心为民。他的诗词充满豪放之气,体察民情却是细致入微的。他始终以严格的自我操守,展现一个士大夫宠辱不惊、俯身为民的从政之德。如果天遂人愿,让苏轼“知”明州,他一定会用脚步丈量民情,走遍四明大地的山山水水,用悲天悯人的情怀,为老百姓办实事、解难事、行善事。“义正词严锄强扶弱,剑胆琴心救困济危”,宁波千余年建城史上,不仅多了一位勤政奉公的廉吏,也会留下一段段佳话和美谈。

    苏轼是举世公认的“诗词大家”,存世的诗词多达三千余首(有说四千余首)。其诗词风格多样、意境广阔,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豪放和浪漫主义色彩。他的不少诗作,皆与游历与从政之地有关。比如,他曾为江西庐山和杭州西湖两大游览胜地分别做了“绝版广告”——“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如今,人们登庐山,谁不会联想到这样的诗句?又有多少游客慕名游杭,正是奔着苏轼笔下的西湖而去的?如果东坡先生能“来”宁波,想必也会写下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诗篇。比如,面对奔流不息的三江,是否会生发“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之类的感慨?又如,闻听陶朱公与西施归隐钱湖的动人故事,会有怎样的灵感和诗作奔涌而出?凭借苏诗强大的“气场”和感染力,一定会让更多的世人了解宁波、走近宁波、爱上宁波。那些被苏轼诗意“点化”的地方和景致,也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苏轼书法造诣深厚,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被称为最能代表宋代书法成就的书法家,合称为“宋四家”。存世的《黄州寒食诗帖》,被后世誉为“天下第三行书”。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其书法早年取法王羲之,后期融入颜真卿、杨凝式等人的风格,用墨丰腴,结字扁平,笔画恣意,落字错落,率意天真。值得庆幸的是,宋元祐六年(1091年),苏轼曾为宁波阿育王山广利寺(今阿育王寺)撰写碑文,全称《明州阿育王广利寺宸奎阁碑》,影响甚广。《宸奎阁碑》乃苏氏楷书之精品,此碑书成后数年,碑石因党争曾遭损坏,有宋拓本传世。

    想象一下,如果生性好游的苏轼“结庐”宁波、四方巡游,我们的四明山山麓、雪窦山千丈岩下,抑或是月湖、东钱湖、象山湾畔,会不会留下他的墨宝?再则,汲取了苏轼书法精髓的“苏粉们”,会不会让“浙东书风”的形成提前若干个世纪,在书法界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如是,宁波或将增添不少独特的人文景观和文化气息。

    三

    苏轼,号东坡居士,与佛教渊源甚深,是北宋士大夫中参禅开悟最有成就的代表人物之一,这或许与他仕途坎坷、屡遭贬谪有关。在参透荣辱得失、苦乐进退、利害安危等世俗烦恼之后,他的思想有了超凡脱俗的升华。他的一生与禅师交游颇广,并互有诗文往来。针对宁波,苏轼心心念念的是“禅宗宝地、弥勒道场”雪窦山。在登庐山圆通寺时,便留下“此生初饮庐山水,他日徒参雪窦禅”的诗句。宁波有着“四明三佛之地”的美誉,除了如今已成全国佛教五大名山的雪窦山之外,还有保留着释迦牟尼真身舍利的阿育王寺、历史悠久的保国寺和天童寺等千年名刹,那一时期也不乏参禅悟道、声名远播的高僧。苏轼“来”宁波,会与当时的高僧大德发生怎样的际会?会不会留下“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之类的典故?又会对“东南佛国”禅宗文化的传播产生怎样的影响?

    苏轼是治水能臣,在治水方面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和见解。他在《禹之所以通水之法》一文中提出:“治河之要宜推其理而酌之以人情。”意思是,如果人类活动过度地挤占了水的活动空间,与水争地,那么水就会“激而作之”向人类实施报复。他认为,治水的关键是在“水理”和“人情”之间达成一种和谐。在徐州,他以“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的决绝治理水患,一战功成,有诗云“自公去后五百载,水流无尽恩无穷”。在杭州,他大兴水利,整治六井,疏浚西湖,畅通航运,为后世留下了让人流连忘返的西湖美景。而宁波本就是水系纵横、河网密布、通江达海之地,与苏轼同时代并从政、主政宁波的王安石、曾巩都曾建立治水的功绩。如果苏轼“来”宁波,也一定会在治水方面有一番作为的。那么,以苏轼之眼界,“盖湖之大五十里”,面积为东钱湖三倍的广德湖,是不是会得到更好的治理,从而改变后来被人为填埋、废湖为田的结局?宁波“东乡”的钱湖,会不会得到进一步疏浚,也成就一条宁波的“苏堤”(苏东坡在古杭州、颍州、惠州曾筑过三条苏堤)?这完全是有可能的。

    苏轼还是一位“乐天派”的美食家。从西南边陲到中原京城,从胶东半岛到西北内陆,从“人间天堂”到“天涯海角”,但凡苏轼涉足的地方,都留下了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生足迹,也从未停止对美食的关注和偏好。在历史上,宁波的物产便引起过“吃货”苏轼的注意。北宋年间,宁波(明州)沿海开始养殖江瑶贝,并成为朝廷岁贡,明州江瑶柱成为贵族宴席上的佳肴,苏轼写过一篇《江瑶柱传》,其中便提及了明州。民间有一种说法,苏轼仰慕宁波,抑或有“美食因素”。以苏轼对美食的偏好和钻研程度,如果他“来”宁波,会不会有“苏氏烤菜”“东坡蟹糊”“东坡米酒”问世呢?宁波能否由此自成一派,形成更具影响力的“甬菜”系呢?

    四

    “宦海沉浮如漂萍”。苏轼与宁波“有缘”,但终究没有“来成”宁波,这是苏轼的遗憾,更是宁波的遗憾。不过,研究梳理他的生平,也能受益良多——苏轼的诗词、文赋、书画,融合着儒、释、道三家的血液。儒家的“入世”,道家的“忘世”,佛家的“出世”,三家思想的融会贯通,形成其“外儒内禅”的人生观和艺术观。

    在苏轼的性格中,既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放,也有“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的婉约;既有“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的得意,又有“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窘迫;既有“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顿悟,又有“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的绝唱。人生得此大开大悟,夫复何求?

    如果时光能够倒流,真的希望:苏东坡来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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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