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安炉

    书案上搁着两块门牌，一块是薄薄的铝片，系宁海早期的门牌，已严重氧化，但上面的字迹依然能辨：西山巷30弄7号。另一块搪瓷材质，蓝底白字，手掌一抹，光滑如新，上面的字样是：登后路7号。

    这两块门牌，是在老屋被推倒前的最后清理中，我从门楣上小心翼翼取下来的。老屋不在了，留两块门牌做个念想。

    旧城改造，老房拆迁，是人类完善居住环境的自然过程。自老屋被圈定为拆迁区后，一直担心父母的居住问题。后来，父母先后终老于自己亲手建造的老屋里。既然父母不在了，“此地空余黄鹤楼”，拆就拆吧。然而，房子被推倒的那一天，我还是不敢去，不忍看到曾经的家，在挖掘机的长臂下灰飞烟灭，毕竟，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记录了曾经的苦与乐。

    父亲年轻时一直在各地漂，50岁那年，突然想在县城建一个自己的家。村干部提供了两个地方供父亲选择，一是西门外动配厂边上的五间地块，就是现在西门环岛这一带，另一处便是小南门的三间地块。西门外偏僻冷清，父亲选择了小南门，觉得三间房子足矣。俗话说，有吃没吃，三间朝南屋。

    那是物资相当匮乏的年代，房子建成后像个亭子，四壁皆空。我用竹片做成两张篱笆，权当大门，门把上用粗钢丝做了两个环，与横杠上的铅丝环相扣，竟也能上锁。地面是用蜊灰渣和黄泥搅拌后铺就的，记得当时夯地时手掌都磨出了血泡。几年后，东西两间房的隔墙是黄坛的其军帮忙打上的。参加工作后，我每天中午叫同事一起去南门外大溪里拉石头，终于把堂前和道地浇成了水门汀，后来，东西两间又铺上了木地板。大约在1996年吧，我在东首的小屋里装上抽水马桶，就此免去了母亲每天早上去公厕倒痰盂的烦恼。

    道地的西首有个小花坛，父亲每年都要种上天萝（丝瓜）。当天萝藤爬上围墙头时，父亲就叫我绷天萝绳。我寻来一些废旧电线，把道地上空布置成“天罗地网”。夏日回家，道地顶上一片绿荫，遮天蔽日，一根根天萝悬在那里。天萝太多，父母吃不完，就送给邻居，我们回家时也会带上一些。

    砖木结构的房子密封性差，每到冬天，母亲就叫我给她的房间糊纸。我找些挂历，一张张不厌其烦地糊，糊得严严实实，直把母亲的房间装扮得像一个展厅。那些挂历有风光有建筑，也有人物，看上去好不热闹。

    每逢清明、七月半、八月十六或过年等特殊日子，堂前总会摆出大小两张桌子，大人坐大桌，小人坐小桌。尤其是过年，全家十几口从大年三十一直要吃到上班。吃完夜饭，父亲总会生一炉火，大家围着火炉先聊家常，后打麻将，经常通宵达旦。每次的输赢结果记录在堂前的年历上。母亲爱打麻将，为了多一个搭子，就手把手地把我们一个个教会。与父母一起打麻将，总是希望他们赢，看到他们桌前的筹码越来越少，我就暗自心急；他们和了一副大牌，我会陪着他们开心。有时，我们手“烂”，输多了，母亲也会心疼，仿佛她自己输了一般。当然，如果他们输多了，我们会把钱还给他们，虽然他们嘴上说愿赌服输，但也不会坚决拒绝。

    堂前里办过最热闹的事，是父亲的六十大寿。那时，我虽然24岁了，但青涩得像一枚傻蛋，不会敬烟，也不懂敬酒——前者没学会，后者不喜欢。那晚，堂前壁挂一幅潘兄画的仙女献桃图，六尺整张的大幅，在上额留白处，我录了郑板桥的联句：常如作客，何问康宁？但使囊有余钱，瓮有余酿，釜有余粮，取数页赏心旧纸，放浪吟哦。兴要阔，皮要顽，五官灵动胜千官，过到六旬犹少。阊门和堂前屋柱上张贴着大红寿联，我用金粉书写的，图个吉祥。那晚，我们光棒乐队的人都前来祝寿，会乐器的都带了家什，二胡、小提琴、吉他、笛子、手风琴、单簧管、沙球……堂前里挂着两盏200支光的灯泡，灯火通明，左右邻居都起来看热闹，堂前和道地站满了人。父亲平日里几乎不唱歌，那晚，在大家的“逼迫”下，开口唱了一曲《北京的金山上》，一点都没走调。

    2021年1月11日，下班后去看了被拆的老屋，踏上碎砖残瓦的那一刻，内心还是有些许伤感。老屋已经夷为平地，躺在夕阳的余晖里，掏出手机拍了几张照片和一段视频，发在朋友圈里，感叹：曾经的家，我青春的出发地，一个心心念念的地方，已是一片废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