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对象：杨建新，1952年5月生，浙江诸暨人。曾任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对外宣传办公室（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省委台湾工作办公室（省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2003年2月任省文化厅党组书记、厅长。2018年5月退休。

    采访日期：2017年9月16日

    采访组：杨建新同志，您好！请您先介绍一下您与习近平同志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

    杨建新：习书记刚来浙江工作的时候，我还在省台办当主任，第一次见面他就关心我的工作问题。因为我记得那一次不是正式工作场合，我印象很深，他微微笑着，同我聊起了对台工作，我向他简要汇报了浙江对台工作的一些特点，然后他问我，听说你要离开台办到文化厅工作？我说不是我有要求，是我在台办工作时间长了，省委有这个考虑，我说我在台办很安心，而且学到不少东西。您从福建来，我也知道您很重视对台工作。他笑着说：“对台工作是很重要，文化工作也很重要，尤其是浙江，文化底蕴很深厚。如果省委定了，那就去吧，好好干。”2003年初，我到省文化厅任职，省人大常委会上，还是习书记给我颁发的任命书。

    这以后，我多次在不同场合同习书记聊到文化工作。大约一年以后，有一次习书记问我：“到文化厅工作有段时间了，感觉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困难？”我说：“如果有可能，您最好给我两个小时，我仔细梳理一下，让我把关于浙江文化建设的一些感受和想法好好地跟您汇报汇报。”习书记很爽快地说：“好啊，这个我很感兴趣。”可惜的是，因为他工作实在太忙，这个约定一直未能实现。当时我还向他如实地讲到，在文化厅工作比较顺利，要说困难，就是上访人员太多。他有点吃惊，询问详细情况。我就向他汇报了文化系统摊子大，人员多，政企、政事不分，历史遗留问题不少，导致上访人员较多。习书记听了以后非常重视，马上表态：真没想到文化系统也有这么多上访人员，我把问题带回去好好研究一下。习书记说到做到，在他的重视支持下，省里陆续采取了一些有力的措施，文化系统不仅上访问题得到了比较妥善的解决，更重要的是从发展规划到软硬件条件，全面迎来了文化建设的“春天”。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主政浙江期间作出了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战略决策，请您介绍一下这个战略决策的主要情况。

    杨建新：习书记对于文化建设的重视，我是感受很深的。他的人文情怀和文化自觉，既是发乎内心的，更是建立在对文化建设重要性的科学认识之上的。在他的治省方略“八八战略”中，其中一大战略就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人文优势，积极推进科教兴省、人才强省，加快建设文化大省。事实上，浙江是在2000年出台《建设文化大省纲要》的。习书记到浙江任职后，并没有另提口号，也没有另搞规划，而是继续扎实推进浙江文化大省各项建设工作，用实际行动真正做到了“一张蓝图绘到底”。

    与此同时，习书记在推进浙江文化大省建设过程中，深入系统地进行了多次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浙江省委于2005年7月召开了十一届八次全会，主题就是研究浙江的文化发展问题。全会围绕文化大省建设，全面深刻地分析形势，总结经验，查找不足。习书记在这次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系统阐述了什么是文化、文化的意义和价值、文化建设与增强浙江软实力之间的关系，以及今后浙江发展过程中为什么要把文化放在重要位置等重大问题。在讲话中，他在肯定浙江文化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的同时，提出了“三个不相适应”和“一个不够协调”。“三个不相适应”是指：浙江的文化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文化建设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相适应；文化建设与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样化的客观现实和发展趋势不相适应。这就是要求我们“跳出浙江看浙江”，站在全国和全球的背景下来看浙江发展，这也就对我们文化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个不够协调”是指，文化建设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够协调。解决这些问题，习书记提出要“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文化事业繁荣，进一步壮大文化产业，进一步加强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社会事业的发展”，同时构建加快推进文化大省建设的整体框架，可以简称为“3+8+4”。“3”就是着眼于“三个力”，即增强先进文化的凝聚力、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提高社会公共服务能力。“8”就是实施文化建设“八大工程”，即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习书记亲自担任文化研究工程指导委员会主任，这项工程的核心任务就是梳理发掘浙江的人文遗产和文化基因，传承浙江优秀传统文化，总结历史经验，凝聚和弘扬浙江精神，以文化的发展引领浙江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建设和党的建设，实现全面发展。习书记亲自担任主任，我的理解，是因为这项工程是基础，是源头，把浙江精神梳理好，激发出来，就能调动人的积极性，带动浙江的整体发展。所以我认为习书记是抓住了文化建设的“牛鼻子”。“4”就是实现“四个强省”的目标，即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卫生强省、体育强省。

    省委这次全会作出了《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是习书记主政浙江期间最重要的一项文化决策，这个《决定》进一步把准了浙江文化建设的方向，擘画了浙江文化工作未来的发展蓝图，在浙江文化建设历史上具有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可以说，习书记以“三个力”为方向，以“八项工程”为抓手，以建设“四个强省”为目标构建的“3+8+4”框架，就是撑起浙江文化建设宏伟大厦的“四梁八柱”。如今十几年过去了，当年省委的这一《决定》，至今仍对浙江的文化建设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采访组：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为制定浙江文化发展战略开展调研的情况。

    杨建新：习书记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他关于文化建设的思路和决策不是凭空得来的，而是建立在扎实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基础之上的。可以说，调研工作贯穿了习书记在浙江工作的整个过程。更难得的是，每一次调研，他都不是随便走走看看，而是在特定的时间节点、特定的背景下进行的有重点、成系统的调研。关于文化建设方面，习书记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共有4次系统调研。这4次调研我都参加了。

    第一次系统调研的主题是文化体制改革。2003年6月，浙江被确定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省，中央要求浙江先行先试，承担起为全国提供文化体制改革经验的重任。当时，整个浙江文化系统对改革的认识很不统一，思想很不稳定。文化事业和工业生产有所不同，不仅要有硬件支持，更重要的是人的因素，大家担心文化体制改革影响到切身利益，因而积极性不高。基于这个情况，为了把中央的要求贯彻落实好，7月，习书记带领相关同志先后到浙江图书馆、杭州翠苑电影大世界、良渚文化博物馆、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浙江曲艺杂技总团、浙江歌舞剧院等单位开展了为期一周的系统调研，并于7月18日召开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进文化大省建设的专题座谈会。座谈会上，习书记再次听取了文化工作者、演职人员以及相关部门的情况汇报，并发表讲话，详细阐述了他对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些想法。他首先定下基调：“中央把浙江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综合试点省，对浙江寄予了希望，要求浙江积极探索不断总结，试出经验、试出成绩，为全国作出新贡献，所以我们要积极贯彻，认真响应。”他阐述了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强调我们的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是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实现好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习书记还指出，改革的重点就是三个：抓好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抓好经营性文化产业改革和发展，抓好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他要求我们：要大胆探索，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找准改革的切入点。试点工作要大胆尝试，加大力度深入探索，中央有要求的都要做到，没有要求的也要大胆地试，在改革问题上，浙江要敢为天下先，走在全国前列。同时，具体实施过程中要稳步推进，以点带面，扎实稳妥，尊重规律。改革不是目的，改革是手段，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改出活力，改出文化生产力。

    习书记开展这次调研的时候，我刚到文化厅任职时间不长。听到他的讲话，很受启发和鼓舞。感到他的话，都说到了点子上，也说到了我们文化工作者的心坎里。改革首先要明确为什么要改？要搞清目的和手段的问题，同时，改革也不能只是下达任务，重要的是要解决方法和路径的问题。习书记提出的文化体制改革思路，方向正确，系统全面，重点突出，尊重规律。不光讲认识，讲“过河”的目标任务，同时也讲方法，讲如何解决“船”和“桥”的问题。更加难得的是，他全面而辩证地提出了要“维护人民群众文化权益”这个理念。他认为，满足人民群众享受文化、参与文化的精神需求，是党和政府执政为民的重要体现。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习书记在全国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尚未推开之前，就能有这样的深入思考和整体布局，真是远见卓识，很不简单。

    习书记的第二次系统调研是围绕第七届中国艺术节的筹备工作以及重大文化项目的建设展开的。2004年举办的第七届中国艺术节，是浙江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承办的最高层次最大规模的文化艺术节庆活动。习书记非常重视这次艺术节，指示要把它办成一届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艺术节，不仅影响要大，而且体制机制要创新。他几次把我叫到他办公室了解艺术节筹备情况，还多次在会议上对艺术节的筹备工作作出具体指示。当时，尽管省财政有专项拨款，我们发动社会力量也筹措了部分资金，但还是有不小的缺口。不得已，我向习书记求助，希望他能出面，向中央财政争取一部分经费。习书记非常讲政治、守规矩，他首先就问我：“我出面要钱合适么？”我就赶紧给习书记解释说：“毕竟是国家艺术节，中央财政担负部分经费是历届艺术节的惯例，另外如果争取不到经费，不仅影响浙江这次艺术节的举办，对下一个举办省份也会产生影响。”后来他给财政部领导写了信，争取到了这笔经费，为第七届中国艺术节的成功举办奠定了资金基础。

    2004年8月6日，习书记亲自到西湖文化广场、杭州大剧院等地视察第七届中国艺术节的筹备工作和演出场馆的建设情况。当时全国正处于经济调整时期，浙江的经济形势也面临困难，很多基建项目都压了下来，社会上对于西湖文化广场这类项目是否继续推进也有不同声音。我们这些“业内人”很担心，浙江多少年了，好不容易有一个大的文化项目，要是撤下来就太遗憾了。那一天，习书记先是冒着酷暑，视察了西湖文化广场的工地，慰问了正在施工的工人，给他们送去了毛巾、矿泉水等劳保用品。随后，在现场召开的办公会上，我和有关同志汇报了艺术节的筹备工作。习书记谈了三点：“第一，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更加关爱和善待广大民工；第二，在基建项目上要坚持有保有压，西湖文化广场作为重点文化工程项目，不但不能下，而且要保质保量，加快推进；第三，要以强烈的紧迫感、责任感和机遇感努力办好第七届中国艺术节……充分体现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的办节宗旨。”习书记对办好艺术节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当时还有一件事，在原先的西湖文化广场建设规划中，浙江展览馆是列入拆除的，后来还是习书记最终拍板，调整规划，将这座上世纪70年代杭州市的代表性建筑（当时叫红太阳展览馆）保留了下来。现在，这个展览馆仍是浙江省最重要的展览场馆之一。

    当时我听了习书记在现场办公会上的表态，特别是后来他力排众议，将上世纪70年代红太阳展览馆这座历史建筑保留下来时，我一方面感动于省委主要领导对文化事业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感到压力更大了。习书记这么关心文化工作，给我们这么多支持，我们应当按照他的要求，真正把这届国家艺术节办好。所以当时我们真的是旰食宵衣，日夜奋战。2004年9月10日，第七届中国艺术节在杭州开幕。开幕式上，原计划由习书记宣布开幕，因为习书记提出要创新，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陈晓光同志提议，可以让普通群众上台宣布开幕，习书记认为这个办法好，体现了“人民的节日”的宗旨，立马拍板决定，由一位银发飘飘的耄耋老人手牵一位稚气十足的红领巾小女孩上台，敲响了开幕式的大锣。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得到了广大群众和媒体的广泛赞誉。

    此次中国艺术节历时17天，活动遍及杭州、宁波、温州、绍兴、嘉兴等多个城市，最终于9月26日在绍兴圆满落下帷幕，无论是参加人数、演出剧目、举办活动的门类还是社会影响、社会筹资和赞助等方面，均创造了艺术节的历史第一。第七届中国艺术节实现了让人民广泛参与其中，享受艺术带来的欢乐，真正成为“人民的节日”，为国家艺术节的举办开创了全新的模式和路径，提供了很多新鲜经验。艺术节闭幕后，文化厅向省委省政府和文化部提交了总结报告，习书记在报告上作了批示：“这次第七届艺术节举办得很成功，文化厅以及有关市县、相关部门精心筹划、周密安排，做了大量具体细致、卓有成效的工作，我对同志们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希望文化厅以这次七艺节的成功举办为契机，总结经验、积极探索、乘势而上、加快发展，为繁荣文化事业、推进文化大省建设作出新的贡献。”习书记在批示中，把艺术节的成功举办归功于文化厅和有关部门的工作。事实上，没有习书记在各项筹备工作中细致入微的指导，没有他在经费上的关心支持、在方向方法上的具体指引，第七届中国艺术节是不可能取得如此成功的，他才是这次盛会得以圆满成功最关键的人。

    第三次系统调研活动是在2005年，这一年在浙江文化发展的时间轴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习书记结合2000年出台的《建设文化大省纲要》实施情况，亲自主持了省委关于文化大省建设的调研课题。这是一次深入系统的全面调研，调研涉及省、市、县三级，时间跨度将近一年。可以说，这次文化调研层次之高、规模之大、参与人数之多、影响之广、成果之丰，是我省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习书记在调研中形成的思想、观点和科学论断，为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奠定了基础，对浙江后来的文化建设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2005年4月7日至15日，我跟随习书记先后考察了浙江艺术职业学院、中国丝绸博物馆、浙江舞台设计研究院、浙江文艺音像出版社下属的天创光电有限公司、萧山跨湖桥遗址等单位。所到之处，习书记边看边问，详细了解。在浙江艺术职业学院，习书记跟一位加拿大籍的舞蹈老师交流艺术人才的培养问题。在浙江图书馆，他详细询问了数据库建设情况，并通过数据库检索自己在清华读博时的论文。在丝绸博物馆，他提出要弘扬中国的丝绸文化，还指示省委接待办要把丝绸博物馆列为重点接待参观单位。在跨湖桥遗址博物馆，他认真听取考古发掘文物的保护技术。通过几天的实地走访、听取介绍、翻阅资料以及与基层同志沟通交流，习书记随后在6月1日召开的浙江宣传文化系统调研座谈会上，阐述了他对浙江文化建设的看法和思路。习书记讲道：“繁荣文化事业，壮大发展文化产业，是建设文化大省的重要目标，也是加快文化大省建设的重要标准。从浙江实际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重点研究、论证和抓好推进文化大省建设的重大工程建设，不断增强构成浙江综合竞争力的软实力。”他还强调：“推进文化大省建设，一要进一步增强文化精品的创作生产能力，二要进一步增强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三要进一步增强文化产业竞争能力。”

    为了集思广益，那年6月下旬，习书记专程率队走访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关单位，并于6月22日在北京召开加快浙江文化大省建设恳谈会，还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签订了合作协议意向书，目的是凝聚各方力量为浙江文化发展大计出谋划策。最后，习书记主持的调研组向省委递交了《文化大省建设的现状与对策研究》调研报告，对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思路、发展目标以及主要对策都做了深入研究，并提出明确可操作的意见。这些调研成果，后来都体现在省委全会的《决定》之中。

    第四次系统调研在2006年。那年的6月10日是我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浙江杭州成为第一个承办“文化遗产日”主场活动的城市。这次系统调研的主题就是文化遗产保护。那天，习书记先后考察了杭州南宋御街遗址、浙江省博物馆、杭州文澜阁修缮工程，还参观了浙江省博物馆的工艺美术大师和民间收藏珍品展览，随后在浙江省博物馆接待室召开座谈会。会上，我向习书记汇报了全省文物工作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情况，并告诉习书记：“我们浙江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走在全国前列的。我敢‘大言不惭’地对您说。”我之所以这么说，主要还是基于省委省政府对这项工作的重视。因为2005年可以说是习书记工作日程上的文化遗产保护年，这一年中，他对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批示、指示不下20余次。特别是在2005年5月到6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有6次批示。在这样高密度的关心、督促下，我们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怎么能干不好？习书记听了我的汇报，露出了会心的微笑，肯定了我们的工作，随即又就此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他指出，城市化率不断提高意味着农村变城市，意味着现代化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隐藏着对文化遗产进行破坏的危险，在现实中就存在着对城市文化个性的轻视甚至埋没，造成文脉的断裂，造成“千城一面”的现象。习书记特别强调，在发展经济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不要在建设过程中把那些具有文化价值和地方特色的历史建筑破坏了，要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要求出发，正确处理文化遗产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正确处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管理、利用的关系，加快抢救速度，加大保护力度，抢救为主、保护第一，切实保护好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最后，习书记动情地说道：“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是每个人的事，要动员全社会共同传承保护好中华文化，只有我们每个人都关心和爱惜前人给我们留下的这些财富，我们民族的精神和独特的审美情趣、独特的传统气质，才能传承下去。今天是我国首个‘文化遗产日’，‘文化遗产日’的设立凸显出文化遗产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我们要借此机会，组织和开展一系列宣传活动，努力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良好氛围，进而更好地熟悉中华历史，传承中华文明，弘扬中华文化，不断激发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这让我想起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习总书记发出了要“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号召。现在想来，这也是他在浙江建立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一种延伸。浙江人民不会忘记，如果不是他当年这么重视文化遗产保护，也许今天我们再想找回“村口那条小路、村里那口池塘、村头那棵大樟树”，可能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陪同习书记调研，我很有感触，他在调研中充分体现了他开展工作的方法论。一是突出问题导向，针对性很强。从调研时机的选择，到调研主题的选定，再到调研方式、内容的确定，全都做到把握得当，从来都是有的放矢。二是深入细致，贴近实际。每次调研，习书记都会提前做充分准备，我们给他提供的材料，他事先都会仔细地阅看。调研期间，他会抓住关键提出问题。尤其喜欢到基层现场去走一走，与普通群众包括教师、演员、职工或学生坐下来拉拉话，甚至到老百姓家里去看一看。三是高屋建瓴，善于提炼。他在调研中不是随便走走看看，而是非常善于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每次调研走访、听取汇报后，他都会安排座谈，有时候现场座谈还不够，回到机关还要再召开座谈会或总结会，直到把问题谈透为止。也正因为如此，习书记总能够“跳出浙江看浙江”，从调研中看到别人没看到的问题，发现别人没发现的契机，所以他的讲话立意都很高远，既深刻，又富有前瞻性。四是辩证全面，指导性强。他发表的讲话、给出的意见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即便是调研当中的即兴讲话，也总是与他的整体思想首尾贯通、一脉相承；即便是谈再小的一个问题，也总是辩证地看、全面地看，对实际工作指导性很强。能有幸陪同他一起调研，对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保护文化遗产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

    杨建新：可以说，习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视，为我们树立了率先垂范的榜样，令我们这些从事文化工作的同志感佩不已。习书记特别看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强调不能“造成文脉的断裂”。我刚才讲到，习书记曾经在2005年5月到6月28天的时间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作出6次批示。第一次批示是2005年5月4日，此前国务院办公厅下达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5］18号），习书记看后给我批示：“建新同志，我省也要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同一天，他又在省政协文史委《关于浙江民间手工艺保护、开发和利用情况的调研报告》上批示：“浙江的民间工艺是祖国艺术宝库的奇葩，应注意保护与传承，在文化大省建设中要加强这方面工作。”第三次是5月11日，当时一位并不认识习书记的民俗研究学者写信给习书记，反映浦江县高登山古村落文化遗产急需抢救和保护。习书记将这封信批转给我。同一天，还批给我另一封非遗保护工作者的来信。第五次是5月16日，习书记在我们当时提交的《关于浙江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汇报材料》上批示：“我省民族民间艺术保护工程启动三年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下一步要按照‘国办发［2005］18号’文件的要求，认真总结，加强宣传，认真实施，扎实有效地做好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第六次是2005年6月2日，习书记在永嘉县委县政府关于抢救振兴永嘉昆剧团的报告上批示：“永昆的保护应列入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计划之中。”批示还特别指明请当时的省委秘书长李强同志协调，要我对这项工作进行研究落实。

    习书记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批示远不止这些，但一个省委书记，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对这么一项工作持续地给予批示，以前我从来没听说过。当时，习书记的这6次批示在全国传为佳话，文化部的领导对我说：“老杨，你们有个好书记啊！这样你的工作就好做了。”到北京开会碰到兄弟省文化厅的领导，大家也都说：“老杨，你们习书记那么重视非遗保护，难怪你们的工作开展得那么顺，那么好。”大家都羡慕我们有一个如此重视文化的省委书记。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习书记不仅给出批示，而且是全方位地给予关注和支持。越剧是浙江具有代表性的地方剧种，也是浙江省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006年是越剧一百周年诞辰，我们向省里打了一个报告，想借越剧诞辰百年之际举办系列活动，打出越剧品牌，振兴浙江戏曲，对外扩大浙江文化的影响力，对内鼓舞士气，增强文化自信。习书记得悉后非常赞同我们的设想，全力支持我们举办越剧百年诞辰相关活动。活动期间，习书记亲切会见了以袁雪芬为代表的老一辈著名越剧艺术家，并在3月27日越剧诞辰百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越剧艺术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浙江人民一笔宝贵的财富。繁荣发展越剧艺术事业，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推进浙江文化大省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要求广大越剧工作者站在时代和全局的高度，认清自己的历史使命和崇高职责，自觉地承担起作为中华文化及浙江文化的承载者、传播者、创造者的历史责任。他还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文艺工作的新规律新特点，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目的，按照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总体部署，用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作为文化发展的价值观，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形成多出精品、多出人才、多出效益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有了习书记的鼓励和支持，我们趁热打铁，在2006年10月，提请省政府与文化部合办“中国越剧艺术节”，得到了文化部的支持。在首届越剧艺术节开幕式上，习书记讲道：“我们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建设和谐文化的实践中大力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充分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积极推动越剧艺术乃至浙江文艺事业不断取得新的发展。人民创造艺术，艺术属于人民，衷心祝愿中国越剧艺术节圆满成功。”也正是在习书记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中国越剧艺术节永久落户浙江，在提升越剧设施建设、繁荣越剧舞台艺术、培养越剧人才的同时，也对文化大省建设起到了引领带动作用。【下转第7版】